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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祭文是亲友用以表达其悲伤的哀悼性文字,一般多会在葬礼上诵读。但是,还有一种祭文是产生于葬后的祭悼文书,是一种追忆性质的怀念之作,我们不以其写作时间进行严苛的区分和理解,仅以其所呈现出的文化意蕴做出统一认识。因此,我们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将不再对其做出细致的区分,一并将葬后产生的祭文归于葬时悼祭文书,予以系统梳理和研究。...
“礼乐”文化、“以乐佐礼”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举行不同的礼仪便需配备相应的音乐,在丧葬仪节中同样必须如此。朱熹《家礼》及《仪礼》等儒家典籍在叙及丧礼仪节时,多有“举哀,哀止”之文。所谓“哀气是指“哀乐”,汉族地区一般都是用唢呐等作为主要的演奏乐器。而福州民间举行丧礼林往往多用鼓乐。这种显然有乖礼制的行为,同样受到了批评者的强烈指责。...
“堪舆”、“风水”之说肇自先秦定形于患宋元明清遂至泛滥。丧葬中引入风水之说由来己久。朱熹《家礼》亦认为“父祖子孙同气彼安则此安彼危则此危气主张为祖选择墓地要避开“五患”之地。福州民间丧葬中尤其拘泥风水之说,往往为了寻找所谓风水宝地宁可迁延时日,长年累月不予安葬。...
两晋时期是礼学极端发达的时期,也是吉、凶、军、嘉、宾五礼体系从孕育发展到日趋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在西晋王朝建立之后,由于统治者大力提倡孝道,标榜“圣朝以孝治天下,因而传统礼制中的丧葬礼仪也格外受到重视。两晋对汉魏以来的丧葬礼制做了一系列的重要改革,例如,两晋皇帝亲为表率,躬行孝道,并实行大臣终丧三年之制。晋武帝太康中,命挚虞典校荀;‘所撰《五礼》。挚虞删繁就简,随类通合,而于丧服制度用力最勤,改作最多,其所改定丧礼于晋惠帝时诏准并付诸实施。西晋统治者在进行丧礼改革的同时,又纳礼入律,即以丧葬礼制列入国家法令,并正式颁布了《丧葬令》。此外,晋代的礼学专家对丧服制度进行了深入持久且又广泛热烈的讨论,也推动着丧礼、丧制的不断革新与日臻完善。所有这些,不仅充分体现了晋代“以孝治天下”这一施政方针的重要内涵,而且也适应了司马氏集团提倡孝道和实行名教之治的现实需要,从而在礼制建设方面为维护名教之治提供了重要依据。...
朝祖礼是指在灵框发引前一天,送灵框去祖庙朝拜的礼仪,若祖庙狭小,则用魂帛代替灵框。《礼记·檀弓》日:“丧之朝也,顺死者之孝心也。其哀离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庙而后行。”可见朝祖礼是为了让死者同祖先告别,如同死者对其家还有依依不舍的情感,体现了“事死如事生”的精神。...
殡,《说文》释:“死在棺,将迁葬枢,宾遇之。”按古礼,西阶乃客位,将灵框置于西阶上,即把它作为宾客看待。正如《释名))所言:“于西壁下涂之日殡。殡,宾也,宾客遇之,言稍远也,亦日攒。”启殡,指将灵框移至堂屋正中。关于“启殡”的记载,多见于官员丧礼中,如《明史)}载洪武年问户部主事陈寿死于狱中,“瑜年,启殡如生”。《国朝献征录》载永乐年间翰林院修撰梁潜死后,其妻不食而死,归葬前有启殡之礼:...
成服之后下葬之前,死者亲属要在每天日出日将落之时举行祭莫,此即朝夕莫。如太祖丧时,在京官员为皇帝服丧:“越三日成服,朝哺哭临,至葬乃止。”而在外官员在成服后“每旦设香案哭临,三日除”气成祖丧礼中朝夕莫自成服一直持续到行卒哭礼之后:...
在奢靡、浮华的厚葬风气下,丧仪音乐作为民间丧葬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必然以制造热烈、隆重的仪式气氛为最。如同丧葬中对其它器物的追求,“厚死崇丧”亦成为此时丧仪音乐追求的风尚。此时丧葬仪式中的音乐表演丰富多彩,(淮南子·本经训)):...
与“厚古非今”的丧乐观相反,·此时也有一部分儒者主张“因俗制礼”,表示出对民间风俗应有的尊重。这一点,在董仲舒的理论中有明显体现。《春秋繁露·楚庄王》:...
在“独尊儒术”思想背景下,先秦儒家理论成为一部分汉儒日常行为的最高准则。对于丧葬音乐而言,他们的基本态度就是“严守古礼、否认现实”.先秦时期,虽然丧乐习俗在民间丧葬仪式中早已存在,但并不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认同。他们视丧葬(包括居丧)期间奏乐为不仁不义不孝,被允许的只是诸如“临丧不笑”、“望枢不歌”、“邻有丧,春不相;里有殡,不巷歌”、“适墓不歌,哭日不歌”以及“居丧不言乐”。之类极尽悲痛、哀悼之意的“禁乐”行为。格守经典的汉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衣钵,他们言必称“古礼”,对民间盛行的丧葬音乐风俗大加非议。如《盐铁论·散不足》所载贤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