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作为祖先遗骸的安放之处和重要的祭祀场所，自古便受到国家立法的严格保护。但因古代立法重刑轻民的特点，墓地保护的相关法规多见于刑事立法，有严苛的刑罚处罚，极少涉及民法保护的内容。有关墓地保护的法律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吕氏春秋》曾记载，在先秦时，对“奸人盗墓”的行为有“以严威重罪禁之”的惩罚措施。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到唐朝时，对盗墓的刑罚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诸发家者，加役流;已开棺停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其后，无论是明朝的《明会典》还是清朝的《大清律例》，均于刑律中对民间盗墓行为的刑罚进行了规定。在现代社会，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六法体系中，由刑法规制盗掘坟墓的行为，并专章规定了“袭读祀典及侵害坟墓尸体罪”。但我国的《刑法》仅对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以及侮辱尸体的行为进行了规制，并未对盗掘、破坏民间一般坟墓的行为进行规定，覆盖范围有限。对一般坟墓的规定主要集中在行政法中，由于行政法律关系所涉双方为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墓主往往被排除在外，其利益受损后难以从行政处罚中获得弥补。而现有的与墓地使用权相关联的民事法规仅有《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又因为其规定范围狭小，难以囊括包含墓碑、坟头在内的整个墓地，无法为受损害墓主提供充分补偿。私法的缺位使得普通坟墓、墓地与遗骸没有获得一体的平等保护，难以形成墓地保护的完整体系，致使民众对墓地保护的期待落空。在我国向和谐法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墓地的重要性随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之儒家传统思想的丰富而愈发受到人们的重视，在明确墓地使用权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其民法保护体系亦函待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