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不同，武川地区鼓吹艺人的社会地位也随之发生了不同的变化。以1978年作为分界线，大至可以划分为1949年至1978年和1978年至现今两个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鼓吹艺人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与“王八”、“戏子”一同被列入到“下九流之辈”的行列里。

             上海壁葬,浏河公墓,上海周边公墓,上海市公墓,

    在武川当地，鼓匠也被为“鞭杆子”，所谓“鞭杆子”就是指乞丐的“打狗棒”，意为鼓吹艺人与乞丐是同一个级别，而且在乞丐里也有“乞丐不入鼓匠门”的行规，凡是乞丐都懂，只要看见门口挂有一面鼓，就说明这里是鼓吹艺人的家，乞丐们便不会进门和户主伸手要饭。不和鼓吹艺人要饭并不是因为乞丐瞧不起鼓吹艺人，而是乞丐认为鼓吹艺人和他们是一家，由此可见鼓吹艺人社会地位的低下。鼓吹艺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还表现在亲朋对他们的歧视。鼓吹艺人或是当过鼓吹艺人的人，如果去参加亲戚故友的婚丧嫁娶，他们是绝不能以宾客身份与其他亲朋同席而坐的，因为同席的亲朋会因为鼓吹乐手的存在而觉得倍受侮辱，如果遇到一些多事的人，常常会把饭桌掀翻，用以表示同鼓吹艺人同桌就餐的不满，因此，鼓吹艺人去参加宴席，往往躲在厨房的一个角落里自饮自吃。为此，有不少鼓吹艺人为了免受羞辱，即使是至亲的宴席，也绝不会登门随礼。鼓吹艺人活着的时候常常受辱，死后也不例外，在当地习俗里，非鼓吹世家的艺人死后是很难进入本家祖坟的，如果当地某家子孙不孝或没多少出息，人们必定会讥讽嘲笑对方“祖坟里埋过鼓匠”。由此可见旧时鼓吹艺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大力提倡“人人平等”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都在实践中不断得以深化，使鼓吹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种改善可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翻身解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以前的鼓吹、说书、剪纸等一系列草根文艺表演者被国家统一冠以“民间艺术家”的称号，而且有些地区的民间艺术在国家的帮助下被成功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东北鼓吹乐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艺人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鼓吹艺人。民俗活动恢复以后，每逢举行活动时，政府都会邀请鼓吹艺人前来参加，还会为他们定制统一的服装，演出结束后还有酬金相送，这种带有“政府性”的演出邀请，为鼓吹艺人的脸上增光不少。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大力提倡和鼓励个体经济的发展，在国家政策的提倡下，“鼓乐房”作为个体经济之一，如雨后春笋般在各个乡镇茁壮成长。同时随着时代的不同，用以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前面笔者也提到过，现代社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完全是靠“金钱”的多少来衡量，虽然这是一种“畸形”的衡量方式，但这种衡量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的确普遍存在。张振涛先生就曾在他《吹破平静一一晋北鼓乐的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对“金钱”作为社会地位的衡量标准这样写道:

  “人们评价一个人的行为与其行为结果形成的社会地位，是按照这个人创造的实际价值判定的，这个标准极其简单，就是‘金钱’。”①而现在鼓吹艺人的经济收入相当可观，有的甚至是普通工薪阶层收入的两倍。所以，鼓吹艺人的社会地位在现代人眼里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鼓吹艺人社会地位的这种改变完全得益于国家政策的优待和鼓吹艺人经济实力的增强，用张振涛先生的一句话概括就是:“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新制度是这个羞羞答答的社会阶层在新一轮竞争中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双双上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