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众多少数民族为了适应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在生产耕作方式上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也逐渐总结出一系列的经验，进而形成各式各样的农耕、游牧文化，其中也有许多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内容。

    在藏族牧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活动都与神灵宗教紧密连在一起，若要对自然界进行开发或索取，首先要取得神的允许.如部落每年从冬季草场迁往夏季草场前夕，要请喇嘛诵经，并选择吉日统一搬迁。藏北牧民的游牧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1)“逐水草而居”的大范围游牧。(2)半定居的小范围游牧。(3)季节性游牧，冬季总是回到原来的住所C7).这些周期性的轮牧，较好地解决草场使用与牧草再生的问题，使一些牧场在轮休期内得以恢复，从而很好地保护了高寒草原的生态.

    从事农耕的山地居民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进行调适。在整个封建社会.苗、黎、傈傈、彝、纳西、阿昌、景颇、独龙等山地民族的刀耕火种农业不绝史载。刀耕火种农业有一套完善的轮歇制度，如倪族是10年，布朗族是12年一15年，基诺族是13年山地民族将轮歇地的地区根据海拔、土壤、坡度的不同划分，采取不同的耕作方式，最终达到调适生态平衡;犁耕农业生态的调适，主要是通过建造梯田和兴修水利等途径来完成.梯田具有保水、保土、保肥的功能，实为哈尼、侗、苗等山地民族开拓人工生态系统的创举。西南许多民族都有兴修水利的传统，如傣族早在15世纪就编纂了《景洪的水利灌溉》一书，对景洪地区的沟渠、水利管理等进行了描述，这同傣族人民兴修水利的传统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