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历时地看,民间信仰的发展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其现阶段在乡土社会的存在、发展甚至借助于制度和契约等手段。但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到,民间信仰具有不可替代性,她和正式制度于各自的作用领域内,并行不悖地影响着村落的生活。祖先崇拜界定着村中亲属间的义务,社区神的存在协调着农时,风水信仰规范着村中的空间地理,打卦行为强化了社会控制……可以说,民间信仰“发挥了社群整合的力量,并借社群生活的体验,维持了伦理规范、人际关系与天人之间的和谐。”
(2)民间信仰本质上是共同体精神层面的隐喻。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然而,人口的流动打破了血缘和地缘间的天然结合。尽管民间信仰也借助于现代关系—基于契约和协议的关系,但是它依赖的仍是乡土社会中“差序格局”所体现的传统关系:“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中心。”可以说,她维持着村落共同体的最后一道防线,维持着其中的秩序和团结。
在丧礼以及日常世俗世界中,民间信仰旺盛的生命力穿越了血缘、时间、空间维度的限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周氏梁奶奶丧礼召唤着远近亲疏不同的群体,他们在村庄共同体内凝聚着。民间信仰—通过七月半、清明等节日及坟山屋向等,以祖先、神鬼、风水等超自然象征体系区隔出村庄共同体的象征界限,制造着村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以此维系、固化村落共同体的社会结构。
<3)融神圣性、世俗性为一体的民间信仰,充实着村落居民的乡村生活。并在个体、集体的重大事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她膺足了集体的需要,慰藉着个体的心灵。民间信仰语境下,丧礼的“社会功能在于使社会、集体得到巩固完整”,“心理功能则在于使人的精神得以完整,使人的感情得到平衡。”。
一方面,几十年来,茅塘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石门工业区内排列着的厂房、茅塘镇上别墅式的住宅、干部们声称村民过上了“小康生活”—“一是路上跑的,没有经济实体是没有这么多小车的;二是家里看的,电视、空调都是高级的;三是住的,都是好房子、好家具。”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却是一个青壮年缺席的“386199”的社会、一幢幢建好了、闲置着的“空心房”,一座座奢侈却荒凉的墓碑……,总之,我们在茅塘看到的是一幅幅静止的画面—不流动、安静、没有生气。
然而,丧礼、节日、村庙、风水等民间信仰一旦登场,茅塘鲜活的人—基于血缘的亲人、基于地缘的村民、基于“类业缘”的仪式专家,就从四面八方聚拢来,履行着各自的义务;这里有了哭声、笑声、乐器声、鞭炮声,村庄里扬起了不逝的旋律。这个时候,村民们说,茅塘又“热闹”起了……
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式微的普遍现象,又逼迫着社会上各种力量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即:民间信仰能否延续下去?茅塘让我们领悟到:一方面,具有宗教性的民间信仰在乡土社会中有着生存的空间,它在社会制度、科学之外的领域满足着人们的需求;仪式专家所具备的资质则无形中保障了信仰观念的传播以及仪式技术的实践。另一方面,具有民俗性的间信仰保持了文化的惯性,它于乡土社会的日常生活发挥着作用;同时国家力量也会积极地介入民间信仰,加以规范、引导,从而强化其正功能。因此,可以说,变迁中的民间信仰将一如既往地延续,乡土社会的“热闹”也将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