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以周家梁氏的丧礼为例，展示了礼生、道士、地仙间的分工与祖先、神鬼、风水多重信仰之间的关系。而社区层面的民间信仰同样呈现出仪式专家间分工有序、合作甚密的特征:节日时人祖间的沟通仪式委任于礼生、生病求签时神鬼之事交由“药王”实践、而建房时宇宙风水的处理权则任由地仙支配。信仰仪式专家的分工合作与民间信仰高度的融合性无意间拉起了手，它们携手共进。

    (2)民间信仰的功利性与信仰基石。茅塘民间信仰对象—祖先、药王菩萨、观音菩萨、南岳菩萨—的多样化本身就是功利性的表征;而村民信仰行为的功利性色彩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用祭品来贿赂祖先和神灵，以求得各种保佑。就像“七月半一定要打出宝卦”那样，祈求保佑是信仰行为的落脚点。总之，村民用尽象征的手段以此世履行的义务来要求彼世的回报。然而丧葬及日常世俗生活所描绘的的沟通人祖、人神、人与宇宙的仪式，除了揭示了分工，它们也是在强调祖先崇拜“确确实实是中国的国教”，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信仰—虽然并不止于自己的祖先，但特别是对自己的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