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光炎引用《礼记·礼运》中圣人之言，试图将堪舆与圣贤联系起来，证明其信仰有自。对堪舆风水持否定态度的知识精英则力图将堪舆风水与圣人切割，程文彝在《葬纪》中专述“风水之妄”，强调“阴阳祸福皆好事者之为，非仁人立教初意也”，郭璞所创，与圣人无关。有趣的是，在葬地问题上，朱熹对习俗做了让步。在谈到葬地“五患”的问题时，他认为:“古者葬地、葬日皆决于卜筑，今人不晓占法，且从俗择之可也。”
风水信仰导致的最大问题是缓葬()所谓缓葬，就是比礼法所规定的下葬时间晚，即延迟下葬。其原因很复杂，有风水民俗方面的，也有地理环境方面的。《家礼》规定“三月而葬”，清代顺治初年定制，士庶丧礼是“一月殡，三月葬”。殡的本意就是停枢待葬，可见，清代定制从殡到葬之间是两个月时间。死后三月下葬基本没有礼法方面的争议，但缓葬之风却盛行各地。
《室人出家》文书反映出汪氏下葬是在其死后两年，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三个月。这从祭文所作时间可以看出。舒怀主持孝堂祭祀，特作《孝堂祭文》一篇，感叹:“伤哉逝矣，今阅二年，杯倦犹在，音容杳然。”说明祭文是舒怀在妻子死后两年所作。此文之后，罗列的是《墓祭文》《虞祭文》《城中诸友送祭文》，这几篇祭文之间有着一定的逻辑联系，说明《孝堂祭文》确实是在葬礼中为祠祭所作，下葬时间确实是死后两年。
下葬之前的两年里，汪氏棺材需要一个停放地点，就是膺所。祀土仪式就是在停放棺材的膺所里进行的。古有殡于东阶、西阶及东西之间诸种。后世由于房屋的结构和规模改变了，不能适应古礼要求，于是《家礼》要求放在堂中稍西的位置。但大多数低级品官及士庶人家庭仍然无此条件，故清代定制“一月殡”，未明确殡于何地。但既然“三月而葬”，葬之前，必须有一个停放棺材的地方。这就有了一个模糊空间，礼法制定者不予规范，暗示即可从俗，民间社会先膺后葬的民俗正好与之相对应。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民俗。
膺如同殡，本身并不违反礼法，只是久膺不葬，才违反礼法。古徽州正好也有先膺后葬的民俗。据清末县的调查，“殡而葬者什一，不葬而膺者什九”。休宁县“至溺形家言，艰于宅兆，屋而肩之，绑而盖之，待吉年深，风雨之所伤，樵牧之所毁，有历世不克葬者”，大体上就是徽州社会的缩影。“屋而肩之，绑而盖之”就是膺棺方式。膺期的长短，与经济能力及选择墓地有关。“待吉年深”表明民间风水观念盛行，希望找到风水好的吉壤，荫庇子孙。地点选好后，下葬时间的选择，也要遵从风水观念。汪氏儿子所作《虞祭文》就说“出膺择吉”，表明汪氏先膺后葬，也遵从了社会流行的风水观念。
缓葬现象受到不少明礼之士的反对。程文彝《葬纪》也抨击了“缓葬之非”，强调了法律的规定。《大清律例》中规定:“职官、庶民三月而葬，凡有丧之家必须依礼安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枢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但这种法律几乎没有人遵从，因为清代国家治理停丧不葬问题的基本理念是劝化，劝导士庶及时葬亲，避免使用强制的手段。因此，先膺后葬的民俗在包括徽州在内的江南地区极为普遍。
正因为儒、佛、道及其他民间信仰的并存和融合，神仙鬼怪、风水堪舆一直存在于中国各类各阶层人的内心深处，不仅男士信奉，女士信奉尤多。因此，丧葬礼仪中普遍使用僧人、道士、地师、葬师、勘舆师。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及中国人的多元化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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