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点主官、题主官一样，祀土官也是身份尊显之人，徽州民俗重视题主和祀土，“题主、祀土必藉尊显齿德者，良重之矣”。

    铭族，人死后，按死者生前等级身份，用帛制一面旗蟠，上以白色书写死者官阶、称呼，竖在灵前右方，葬时取下加于枢上。《室人出家》中抄录的铭族只有一幅，即“皇清救封孺人舒太姻母汪孺人灵枢”，落款是“赐进士出身内阁中书姻愚侄孙鹏仪顿首拜题”。孙鹏仪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考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其是宾客中功名、资历、身份最高的人物之一，与舒氏家族有姻亲关系。其题写铭族显然也抬高了丧家的地位。

    但在对家礼有研究的知识精英看来，铭族不应该由外人赠送或题写。吕坤认为，按照礼制，出殡时神主还未设，故以铭族代替神主，所以铭族应该是丧家自己做，只要一幅就够了，多余的没用。吕坤批评了孝子上门恳求显宦亲友送族的民间风尚，认为这样做，是死者无德，亲友无情，是一种恶俗歪风。

    汪氏丧事至少有两位朝廷官员参加，除了前及的孙鹏仪，还有一位是赐进士出身刑部主事广西司行走汪汝纶。汪汝纶为休宁县石田人，光绪九年(1883年)中进士，以事分部学习，授刑部主事。参加者的官方身份，决定了汪氏葬礼的规格只会超越民间葬礼规制，这从送葬规模可以看出来。发引环节后有“枢行次序”，总计吹乐的、抬扛的、执明器的人力将近70人。使的乐器有响号、金鼓、粗乐、细乐等，共12人。使用的桌子有鹤山桌、鹿山桌、胖锭择香桌、果盒桌、香案桌、猪桌、羊桌、食案(献碗桌)，需要24名人夫。旗有清道旗、飞虎旗，共4人。还有铣3支，并要鸣放。

    厚葬是孝道的体现，所谓事死如事生，但厚葬往往意味着越制。历史上，葬制的演变就是一个不断越制的过程。品官葬制不断被逾越，高等品官的礼遇在不断向低等品官延伸。死者丧事往往根据其家庭的实际地位和经济能力而冲破礼法限制。慈禧太后因为权位凌驾于皇帝之上，其丧事奢华程度远超过光绪帝。而且，慈禧的陵寝规制也超过光绪帝陵。皇家尚且如此越制，官员们也习以为常，官员庶人葬制膺越礼法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官方法律对此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方面的案件非常之少便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