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终追远、隆丧厚葬的殡葬伦理和丧葬习俗的普及，使社会的每一个体角色均成为丧悼文化的认同者，这给后人丧悼意识及文学表现以无往不在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中对隆丧厚葬多有描摹。中国现代作家如巴金、老舍揭露了中国人“有钱的真讲究，没钱的穷讲究”的对繁缉礼节的重视，主张节用、节葬。当代作家中，赵树理《福贵》描写了福贵母亲故后，买棺材，请阴阳，央人送葬，缝制孝服，请人吃喝，欠下沉重的债务，透露出丧葬“奢靡”的信息。中国新时期作家继承了现代作家的批判精神，从心理层面揭示了人们崇奉的隆丧厚葬的永恒心理、归宿心理、报恩心理、依恋心理、炫耀心理、宣泄心理等。当代小说在展示丧葬文化心理方面，与现代小说相比，它主要立足于人文精神，从个人主体的角度自觉反思或展示整个民族文化心理。新时期作家中，航鹰、莫言、何继青、沈家和、王大进等对隆丧厚葬的民俗风进行了详尽展示，李锐、陈忠实、贾平凹、杨争光等对这种丧葬伦理及传统文化作了深入反思。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在新时期作家笔下，隆丧厚葬的丧葬心理己深入民众的骨髓，作家的丧俗描写担当着批判与启蒙的双重功能。航鹰《老喜丧》描述了一场六天的隆重的“老喜丧”，90岁的李家奶奶七个儿女，死前她留下话，“俺要走得风光”，为了使丧事更显隆重，子女请来的常执事是一位“红白博士”，他现在考虑的是尽情展示“喜丧”的隆重，送殡时要求上百口子的队伍都哭出声来，非常重视哭之音量，出殡时两队鼓乐班子交替着狂欢化的表演，仪仗中的“现代彩扎”就像新娘的陪嫁，丧事后马上给老人家办冥寿。沈家和《烟柳寒》开篇即展示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丧葬民俗，日本宪兵、官绅政客、富商巨贾、宦门阔少为红妓女白芸芳出殡送葬，权贵相互炫耀，丧事极尽铺张，反衬出日军侵略以后的民不聊生的境况。何继青《哭歌》和王大进《葬礼》则描述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隆丧厚葬融入了更多的商业因子，隆重的丧礼背后是商业利益和个人得失的功利驱使，而缺少了哀死思亲、慎终追远的丧葬文化内涵。

    当代作家中对丧葬礼俗展示最为详尽的是莫言的《红高粱》。《高粱殡》一章描写爷爷成为铁板会领袖以后萌发了为死去的奶奶出大殡的念头，爷爷从胶县城请来了熟谙殡葬礼仪的司爷教豆官行三跪六揖九叩三大礼，尔后是隆重的上大罩、唱指路歌、路祭、出大殡等一套烦琐而古老的礼仪，爷爷本人即是在高密东北乡“婚丧服务公司”干过绝活的吃杠子饭的杠夫。古人认为抬棺出门不得过度晃动棺木，以免死者受苦，有钱人家在出殡前要演练抬棺，在棺材上放一碗水，杠夫抬棺时水不得溢出，爷爷曾把放了酒的老翰林的棺材抬出了七道重门。因之对铁板会的拙劣表演不屑一顾。季红真在谈到《红高粱家族》时，认为这部作品渗透着佛教轮回观念的生死意识，重生也重死。小说中男人为女人祭奠，既是对规范礼仪的反动，也是蔚为大观的狂欢化表演。

    有民俗学者1996年在陕西武功县岸底村田野调查，发现关中农村普通村落的丧葬仪礼与三千年前《周礼》描述的仪礼十分吻合。将莫言等小说中的丧礼描写与古代小说《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中丧俗描写比较，葬礼仪式的复杂繁琐、丧具祭品的古奥奇特、丧事组织的井然有序、祭奠礼节的周全肃穆，在形质上也很契合，这种延绵千年而不变的丧礼，首先与中国古代重礼重俗传统有关，《礼记》指出，“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其次，传统的农耕文化又承传了这一习俗，从古今作家的民俗描写中见出，丧葬仪礼作为文化传承，它已深入到意识形态(包括礼仪制度、宗教观念)层面，还渗透到了社会习俗和社会心理层面。新时期作家的丧俗描写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垢病的历史积淀。

    李锐的吕梁山印象系列作品，如《秋语》、《送葬》、《送家亲》、《古墙》、《合坟》等，描写了丧葬习俗在民众心理的沉潜，《古墙》中的老福海是村上的五保户，没后代的他为了死得排场些，固执地喂着一口肥猪，死前要村长郭福山撕开前襟，掏出浸透汗渍的三十块钱说，“老四，就使这钱打发我，”指着猪说，“养它就是留着今天用的，杀了它给我办事。老四，你能给哥办的排场些吗?”郭福山答应了，老福海才点点头松手走了。作者展示了吕梁山人复杂的心态，他们迷信、愚昧，但这种愚昧又充满人情味，就是通过这种迷信，民众将阳界与阴界沟通，使心灵得到平衡。曹文轩《天飘》中采芹与杜元潮钟爱一生而未结合，采芹很早就为杜元潮做好了去阴间享用的寿衣、寿鞋。陈忠实《白鹿原》中白嘉轩父亲秉德老汉死后，嘉轩即和族里长辈商定丧事、报丧、打墓、磨面、请阴阳先生、雇乐人，作为一族之长，丧事自然不得半点马虎。这种“厚葬久丧，慎终追远”的历史因袭与鬼魂观念不无关系。中国人对待鬼的原则是事死如生，因此，丧俗中既重尸体的安葬，又特别重视对“灵魂”的各种安排，同时殡葬还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强化家族意识、发展家族势力的家族性行为。因此在以上小说中，丧礼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任何人不得马虎。丧葬行为从个体的、零散的、无间的行为逐渐演化成群体性的、社会性的风俗习惯，同时被吸纳进社会制度和礼仪里，沉潜在社会风俗习惯中，熔铸在人们的意识层面。

      新时期作家对藏族、穆斯林民族丧俗的描写体现了各民族对待死亡的不同文化心态。如果说慎终追远的儒家孝道观支配的土葬具有强烈保存尸体的世俗倾向，那么化有为无、让灵魂甩掉肉体的拖累飞升圣地的天葬则更具宗教意味。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和蒋子丹《桑烟为谁升起》描写了西藏神秘的天葬仪式，天葬师在曙色到来之前把死者肢解成碎块，点燃骨油引来藏人神灵的鹰鹜，等神鹰食完，死者己羽化成仙而去。姜戎《狼图腾》是以狼为叙事主体的史诗般的小说，描写了蒙古游牧民族古老神秘的天葬仪式，与汉族儒教区农耕文化的生命观、生存观、死亡观不同，“草原牧民捍卫的是‘大命’。”牧民们学狼、护狼、拜狼又杀狼，他们认为狼会飞，会飞回腾格里那儿，把人的灵魂带上腾格里，但是，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马背上的民族己经变成了摩托上的民族，毕格利阿爸成了额仑草原最后一个由草原天葬而灵魂归腾格里的蒙古族老人。

    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对其丧礼亦特别重视，伊斯兰教人生观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由真主造化而来，一切生命都是真主执掌，真主先定死，再定生。穆斯林的丧葬礼仪念“清真言”、净洗、穿卡凡、“折那则”，埋葬等程式都是非常隆重庄严。霍达《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描写回族风俗民情，开掘回族文化心理的史诗。小说中梁亦清死后，女儿梁君碧跪在父亲旁没叫喊，因为要听从真主的前定，在走入天国的时刻，是不该打扰他的;韩新月死后，她父亲不断的向妻子恳求;“让女儿又在家住两天，该走了，绝不能超过三天，非走不可了。”穆斯林主张土葬、速葬、薄葬。梁亦清与韩新月的葬礼隆重，庄严而简朴，丧俗中体现出穆斯林的敬老、互助、洁净的质朴精神。

    艾克勒说，“所谓现代的文明，其实很像‘文化的白粉水’(culturalwhitewash)刷的一件薄外衣，不过是一件装饰品，包着人类由长久时间的生存竞争而得的情绪、冲动、本能、迷信、恐怖等在内。”新时期作家揭开了这层理想主义的薄膜，对各种不同葬式的习俗的描写，无不打上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烙印。土葬与天葬一个是保存尸体，一个是化解亡体。形式迥异，但都包含了深层的“灵魂不灭论”，完全消灭尸体或完全保留尸体(如制成木乃伊)体现了人类对待死亡的两重心态，其外层心理结构则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与对于永生的希冀。新时期作家的丧俗描写己经从价值论与认识论中解脱出来，对丧葬文化特质的探究和丧葬文化心理的开拓，丧俗描写获得了诗意与美学的诸多个性化表达的可能，强有力的遮蔽了传统丧葬描写的政治功利性和道德价值性。在死亡描写价值层面有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