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高原的土葬习俗延续了几千年，在吐蕃王朝时达到了顶峰，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后，却绚烂之极归于了平淡，这里面有着各方面的原因。从土葬习俗自身来看，它有内在的弊端。这种浓郁苯教色彩之丧葬仪轨中的杀牲祭祀活动每年要杀掉大量的牲畜，无疑对当时的社会生产带来沉重的负面影响，加重广大人民的负担，其中的人殉制度所表现出的随意对人生命的剥夺和摧残必然会激发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这在吐蕃王室的丧葬礼制中表现突出。而且营建吐蕃王室和贵族的陵墓在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条件和恶劣严酷的高原自然条件下，也可谓是浩大艰辛的工程，需要耗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从藏王墓的墓室规模和随葬品可以得出。这种社会财富的浪费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传统的土葬习俗在各种尖锐矛盾下摇摇欲坠。到了吐蕃王朝末期，长年的战乱和王室的崩坏已使吐蕃王室无力像以往那样营建大规模的坟墓。《汉藏史集》记载:“沃松(朗达玛小妃之子，39岁逝世于雅着李塘)死后修建坟墓之事也断绝了。”

    佛教的传人和天葬习俗的兴起对土葬习俗有着极大的影响。佛教在7世纪传人吐蕃，它的传人对西藏土葬习俗的精神支柱—苯教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佛教倡导众生平等、业报、因果轮回、禁止杀生，而苯教葬仪中的杀牲祭祀等仪轨显然与佛教教义格格不入，其动物殉葬和人殉被佛教徒称之为“黑葬法”。佛教相信灵魂不灭，认为人有今生来世，人死后留在人间的仅仅是一具包装的躯壳而已，无足轻重。灵肉分离后，肉体就不应再保存。据佛教的解释:“人死后要经过一个七七四十九天的‘中阴’期而复生，因此死不是一切的完结，人死后的灵魂或精神根据因果报应的结果，继续经历着一个接一个的新的生命循环，生生灭灭，生死轮回，没有休歇。”。同时，佛教中的“舍身饲虎”等故事记载高扬了一种“出世”的利他主义。让长期受苯教影响的藏人耳目一新。虽然佛教在西藏的传人与广泛传播是一波三折的，但最终还是在这片土地上稳定了其地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佛教的教义在传播过程中被藏族人所认识和接受。土葬的以保留遗骨在人间的习俗已不利于灵魂的转世，所以他们更多的把遗体献给了视为“空行母”的神鹰—秃赞，以使其灵魂能走向“行善积德”，早日转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