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对荀况的“性恶论”考察的同时，也看到了他有性善说的因素。荀况在《性恶》中说:“直木不待堕括而直者，其性直也。”傅山对这句话的旁批是:“如此句，则人亦有自然善者。”②另外荀况提到:“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辨知。”对此傅山旁批到:“又善了。”“自己又忘了。”
在对荀子《性恶篇》的眉批中提到:“虽再非孟子性善之论，不过笼统说一句，却善静修不放著忌惮，临了又暗用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就承认了人人可以为善的观点。
在对荀子《性恶篇》的眉批中提到:“虽再非孟子性善之论，不过笼统说一句，却善静修不放著忌惮，临了又暗用其‘人皆可以为尧舜’义。”“人皆可以为尧舜”也就承认了人人可以为善的观点。傅山认为，理也有善恶之分，如同性有善恶一样。他说:“理之有善有恶，犹乎性之有善有恶，……斤斧所不能施者，谓此中无理耶?”
傅山对恶的作用如是说:“圣人者，天地之大匠也。阴阳、风雨、震电、崩竭，天地为之。而人心之积习无仁义，悯不畏天地，不屑屑也，乃命圣人为之。为之奈何，杀之而己。杀者，善之义也。圣人之才，天地之际也。为圣人杀者，曰:圣人恶也，故圣人不辞恶。”④圣人替天行道，杀恶人，可见“圣人不辞恶”，圣人也恶矣。紧接着又说:“圣人执契之说，只是论屈直。且如以一君子以一公义杀一小人，小人也要怨。其屈终在小人，天毕竟是与君子也，圣人只得照天行法。”古之儒者认为善恶是绝对对立的。在傅山看来恶与善是对立统一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只有恶，只有杀，才能有善。这种恶的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必然性，而“以公义杀”和“照天行法”的恶是为了“照天行性”，替天行道，就是最好的善了。这也就是恶中有理。傅山由恶中有理，发展出“无理胜理”之说。在傅山的思想中，“理”是条理、文理、秩序，而“无理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体现为必然性的东西，”它是隐微的，因而较之“理”，更为本质的。他以这种观点去考量社会历史问题，提出“无理胜理”之说:理不足以胜理，无理胜理，故理不足以平天下，而无理始足以平天下。当莱、封为君之时，君子者，忍而君之，理也;汤、武则最无理者，敢有南巢牧野之快，而匹夫匹妇之怨为之舒，故必无理而后理。①傅山的言下之意是:象莱、时者这样的暴君统治在伦理关系合乎理法，君子不得不承认并容忍其统治的合理性，而象汤、武这样的暴君统治的反抗者则显得最“无理”。其实，“无理”(暴力)起着一种“恶”的进步历史作用。这在中国思想史上可说是一个破天荒的思想。他又说:
君子有为善之时，而无为恶之时，……君子有为善之时者，知善之为善而为之也，可以时择之也;无为恶之时者，无圣人能为恶、敢为恶之才力，遇有所不过，叹息而已，不得己，言以舒忿而已;小人无为恶之时，而有为善之时，……小人无为恶之时者，亦不知其恶之为恶而为之者也，与圣人无为善之时同也;而有为善之时，则又与君子有为善之时异，知其为善而为之，急而祈免于鬼神也”。他所指的“君子”是指品行端正、存心向善的人，而“小人”则是品行不端、居心巨测的人。他认为，小人往往得志，在“君子”与“小人”的纷争中，“君子”多半吃亏，原因在于:“小人以无理胜君子者，合而用力:君子不敢以无理胜小人者，分而用口，口之不敌力，分之不敌合，势也。”这里，傅山实际暗指东林党人失败的教训。东林党人在反对阉党时采取清议的方式，而不敢采取“无理’，一一暴力的方式对付他们，最后被阉党的暴力所镇压。傅山告诉世间君子要效法古人，不要怕留下恶名，运用讨伐诛杀的暴力手段(如“汤武革命”)去与“小人”斗争。傅山看来，圣人的行为是历史的必然性要求，当其为善之时是自然而然，当其为恶之时是不得不然，因此圣人的动机不是专门为善;相反，有时是有意为恶的。他说:“圣人无为善之时，而有为恶之时，··一夫圣人无为善之时，非不善也，非知善之为善而为之也，不可以时择也。有为恶之时者，··一圣人之所以救天下，天下所以望于圣人之时也。”傅山谈到政治斗争的胜与败，不是由于天命的所然，不要去抱怨天，而是由人为的因素，君子用何种手段甚至“汤武革命”来对付“小人”，天是不会偏袒“小人”的。傅山说:“若君子能用无理于小人，天不偏助小人也。何也?武王，封王所谓无理者也，孟津之征，不闻天怒汤而助莱;即陈胜、吴广，秦之所谓最无理者也，而所置王侯将相，径以灭秦。”
透过傅山隐晦玄奥的语言，我们看到，他宣扬“无理胜理”，无异于在号召“以暴易暴”的革命起义。他还透露出，在统治者看来是“无理”者，实际是有理者。这对当时被清廷加以“无理”罪名的反清力量来说，无疑是给予了理论上的支持。他说:“理无理无理，无理亦无理理，理无理无理者，无理，其不读书也;无理无理理者，亦无理，其徒读书也。”①傅山认为“无理”也有“无理”的道理，看不到理之为理，是无道理的，其失误源于“不读书”;而看不到“无理”中之理，也是没有道理的，其失误在源于“徒读书”，前一种不读书的人指的是从事生产实践的“市井贱夫”，后一种读书的人是“记诵糟粕”的书蠢。傅山说:
“读书者闻是言也，噪之曰:“市井贱夫，无理者也，足以治天下耶?”
曰:“市井贱夫，最有理者也，何得无理之?”曰:“彼为利而已，安所得理?”
曰:“贩布者，不言增糟于布之理也;贩金者，不言玉精于金之理也。增者玉者如之，焉得不谓之理!”
曰:“理，天理也。吾穷理而意必诚，心必正。彼知天理乎?意亦诚乎，心亦正乎?”曰:“适吴、越者，不肯枉于燕、齐，心奚翅正?期销者，不折阅于株，意奚翅诚!”
“凡金、玉、布、增，物无贵贱，生之造之，莫非天也。天生之，天也。人为之，人所共天也，所共天而精之，不翅精于记诵糟粕之鄙夫也。记诵糟粕之夫之于其口中所共天者，犹谚之所谓浑沦吞枣也;于其糟粕臭腐，犹谚所谓咬冻矢而甘之，油松易不出也。”
傅山认为，生产物能够制成，必定是符合自然之理，“市井贱夫”日操其业，也必然日精其理，因而他说:“市井贱夫，最有理者也。”他进而提出“无理生理”，理是由人们在行动中认识的，只有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理才能治理天下。而那些死读书着，“记诵糟粕之夫”的理论，不过是陈腐的东西，没有一点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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