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丧服制度由服制与丧期两者搭配而成。服制分五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绍麻，丧期分为五种，即三年、期年、九月、五月、三月。人们日常所言的“五服”，是指服制和丧期的五种搭配，即斩衰三年、齐衰期年、大功九月、小功五月和绍麻三月。服制与丧期配合的基本原则是亲者隆(服制重且丧期长)，疏者杀(服制轻且丧期短)。我国古代的丧服制度不仅仅是服饰的变化，更为主要的是通过服饰来判断亲疏，进而体现内心的悲痛之情。《白虎通丧服》云:“丧礼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饰情，情貌相配，中外相应，是之谓饰。”由此可见，丧服制度不仅仅是古人在居丧期间的服饰变化，更深层次是丧葬文化的体现，有着严格的礼制，悲枪之情也由此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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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三年之丧实行情况较为复杂。建国初期，光武帝曾颁布“绝告宁之典”法令，不准许大臣服三年丧，但是随着隆礼之势的形成，服三年之丧者逐渐增多。以致后期“绝告宁之典”法令变成了一张徒具虚名的文书，当时大臣为行三年丧，多采用一些变通方法，如通过降低官职级别及请病假等方式为父母、师长服三年丧。
《雁门太守鲜于靖碑》曰:“父君不豫，弃官奉丧。掌踊哭泣，见星而行。子无随股，圣人折中。五五之月，令垂解丧。”
《司隶校尉晋峻碑》曰:“延熹七年二月丁卯，拜司隶校尉。遭母忧，自乞，拜议郊。服竟，还拜屯骑校尉。”
《卫尉衡方碑》曰:“迁会稽东部都针。会丧太夫人，寝暗苫块，仍口上言，倍荣向哀。礼服祥除，征拜议郎。‘“
《巴郡太守樊敏碑》曰:“迁宕渠令，布化三载，遭离母忧，五五断仁，大将军辟。”《凉州刺史魏元王碑》日:“除郎中当书侍郎右垂，遭泰夫人忧，服阔还台，拜尚书郎。”
通过上述碑刻，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太守、司隶校尉、卫尉、刺史均属二千石高官，在遭父忧或母忧之时，他们或弃官或降低官职级别，来达到尽孝的目的，待期满，在重新入职为官。此种变通之法，对当时高级别的官吏来说不乏是最好的选择。
东汉时期，尤重孝道，推行以孝治国。虽然不提倡高级官员服三年之丧，但在平民百姓中服三年丧的情况较为常见。
((徐州铜山元和三年画像石题记))日:“元和三年三月七日，三十子侯世子豪，行三年如礼，治家石室，值万五千。《路公食堂画像石题记}}曰:“服三年，立食堂。”
两汉时期，尤重师法和家法。师生关系一旦确立，就是终身，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即要求弟子对待老师要像对待父亲一样。至东汉时期，受到崇儒思想的影响，将师生关系进一步提升，与父子关系、君臣关系相同，正所谓，“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也”。换言之，即要求学生对待老师，要有对父之孝，对君之忠，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此外，如此推重师生关系，有其自己的利益链，这些老师往往都是官僚阶层，他们拥有举荐之权，在国家察举孝廉之时，大多推举自己的门生。东汉时期，老师举荐弟子的情况更为普遍。
《太尉杨震碑》曰:“统之门人汝南陈城等，缘在三义一，颂有清庙，故敢慕奚斯之追述，树玄石于坟道。”
《沛相杨统碑))曰:“故吏戴徐等，追在三之分，感秦人之哀，顺从赎其无由，庶考斯之颂仪，乃镌石立碑，勒铭鸿烈。”
《高阳令杨著碑》日:“门徒小子，丧兹师范。悲将焉告，印叫育苍。感三成之义，谁铭勒之志。”
随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推崇与发展，到了东汉时期，“孝”的思想理念深入人心，统治者推行“以孝治国”的理念。上述汉碑，用“缘在三义一”、“追在三之分”、“感三成之义”等言语，说明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己形成了尊师爱师的社会风气。老师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与提高。《白虎通·丧服》云:“弟子为师服者，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也，固生则尊敬而亲之，死则哀痛之，恩深义重，故为之隆服，入则红，出则否也。”老师去世，弟子应当“隆服”，如同丧君、丧父一般感到哀痛。《北海相景君碑》载，景君门生故吏为其服三年之丧者竟达87人。
((北海相景君碑))曰:“惟汉安二年仲秋口口，故北海任城景府君卒，呜呼哀哉!国口口宝，英彦失畴，列宿亏精，晚学后时。于何弯仓，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定为之。岂夫仁哲。收赳不遗。朴是故吏诸生，相与论曰:上世群后，莫不流光口矜无穷，垂芬难矜书篇，身股而行明，体亡而名存，或著形像补列图，或系颂矜营管弦。后来味其烈，竹帛叙其勤。……故中部督邮都昌羽忠字定公。故门下督盗贼剧腾颂字叔远。……故小吏都昌张亮字元亮。行三年服者，凡八十七人。
众所周知，东汉时期入仕的主要途径是察举和征辟，为了更快的登上仕途，各种“伪孝”、“争名”现象层出不穷，就丧服制度而言，人们往往加重自己的服制，用以博取美名，以图仕途更进一步。“三年之丧”原为父母用之，而景君其门生故吏服三年之丧者，竟达87人，足见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已经把师的地位提升到与父同样的高度。故此种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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