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诞生之初,人类就无时不刻的描绘、实践着永恒。人类所有一切的社会行为都是以描绘、实践永恒为目的而存在的。人类社会最初的阶段内,对于永恒的崇拜心理是处于“毫无争议”的状态。早期人类的这一社会心理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状态,基本上可以与人类幼年—儿童的心理状态相呼应—在这一时期,尽管早期人类、儿童同样面临着存续问题的挑战,但是就心理层面而言,对于自身及种群的存续担忧是不存在的,因为,早期人类、儿童并不清楚永恒的天敌—灭寂的存在。但事实上,人类的灭寂—死亡—自人类存在的那一刻起就无时不刻的相伴人类的左右。随着时间的演进和自身心智的初步成熟,人类开始对个体死亡事件有了更新的认识,结论是:通过对人类个体死亡事件的经验材料累积,无论如何,对于人类个体,死亡即意味着彻底的灭寂。同时,这样的一种灭寂状态是不以人类自身意志所转移的、不可避免的将降临在每一个人类个体之上的,必须指出的是,这类灭寂状态的降临往往是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时间节点呈现在人类个体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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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死亡有了这一层面的认识后,人类社会无疑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震动,毫无疑问,由不可避免的死亡所带来的灭寂直接使人类社会对于永恒的描绘、实践的理想信念瞬间土崩瓦解,人类社会存在的理由及人类自身的行为意义受到了直接的质疑,人类自身的价值从根本上被予以否认,在这一时期,人类处于仿徨迷茫期。
面对死亡所带来的人类个体的灭寂及人类自身价值的完全被否定这一现实问题,面对死亡多是不期而至这一自然现象,人类自身必须有新的阐述和实践来破解这一难题。宗教即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最为直接的方法。可以这样说,没有死亡就没有现世的宗教。在现世宗教的各类文献论述中,人类认识到彼岸世界的或迷糊或清晰的音像,通过对彼岸世界的认识,宗教多无外乎为人类社会、个体通过了两方面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宗教阐述、解释了人类社会、个体在此岸世界所经历世事的终极原因;另一方面,在宗教所提供、描绘的彼岸世界中,人类获得至少信仰上的永恒。人类以宗教提供的彼岸世界为武器,对抗由死亡所带来的灭寂状态,。重塑人类社会至少是精神层面的永恒,以此恢复人类社会的存在意义、肯定人类个体自身的存在价值。
在这方面,人类的科学精神作为人类总精神中积极向上的一支,以有别与宗教的、自身独有的方式,同样以实现人类社会、个体的永恒为目的而努力实践着。不可否认,科学精神在实现人类与永恒统一这一命题上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就绝对时间而言,与早期人类社会、个体相比,人类社会子系统及人类个体的存续能力及时长得到了大幅的提升,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社会存续的质量及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范围、程度都有了前所未有的突破。在科学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人类为自身掌控客观世界能力的增长而欢呼雀跃、欣喜不已,其中个别人类个体甚至发展出“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自身可以扮演上帝”的思想。这些人认为,只要依靠科学技术的绝对发展,人类社会最终可以驾驭寰宇的一切,可以实现人类社会一直所追求的永恒。但事实上,在科学精神的指引下,人类社会唯有通过对客观事物发展现象的经验总结,才能在形成对规律有效描述的知识基础上,对绝对的永恒实施逼近的状态。莎宾诺斯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归根到底都是经验的”,人类社会每次知识的积累都是对绝对永恒的一次有效逼近,只有当人类尽揽知识后,人类可以对绝对的永恒实现“达到”的状态。可是,与人类自身的范畴相比较其所需要尽揽的知识数量是无限的,而无论人类社会还是个体其存续时间都是有限的,在这一无可调和的矛盾面前,人类不可能借助科学精神尽揽客观世界的知识点,无法达到心目中的绝对,同样,也就无法借此实现人类梦寐以求的永恒。
既然科学技术无法实现人类社会、个体对永恒的期许,而人类自身又无法摆脱对永恒的眺望,因此,人类就需要宗教,人类就需要信仰。而在死生之际,人类就更需要具体物化的殡葬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