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朝尊祖敬宗之典,超逸往古,而于山陵大礼,尤为隆备。兴京永陵,敬奉肇祖衣冠之所,而兴祖卜兆正中,景祖、显祖,昭穆序列,天锤福地,允为发祥所自。盛京则福陵在东北、昭陵在西,远拱长白山,近带辽水,郁郁葱葱,佳气所聚。世祖定鼎燕京,预陵在易州之永宁山,脉厚力丰,堪与昌瑞并峙。遵化在京东,故称东陵,易州在京西,故称西陵云。
所谓“佳气所聚”、“脉厚力丰”、“用启佑我万年有道之长”,全为堪舆家的语言。而“兴祖卜兆正中”,说明从努尔哈赤时代开始,汉人的风水己经开始为女真至少是女真的上层社会所接受。但从“景祖”、“显祖”的“梓宫”迁移,仍然可以看出在入主中原之前,女真—满族的丧葬遗风。
清太祖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攻占辽阳,以为“东京”,并在位于太子河滨的辽阳新城东北四里的杨鲁山营建山陵。天命九年四月,将祖景祖、父显祖之“梓宫”,由兴京赫图阿拉移葬于东京辽阳。
顺治八年,在清代的陵寝规划及修缮上具有重要地位。这年十月,亲政不久的顺治皇帝遍封历代祖先之陵:位于兴京赫图阿拉的肇祖原皇帝、兴祖直皇帝的陵山封为“启运山”,位于东京辽阳的景祖翼皇帝、显祖宣皇帝的陵山封为“积庆山”,位于盛京沈阳的太祖努尔哈赤的陵山福陵山改名为“天柱山”、太宗皇太极的陵山昭陵山改名为“隆业山”。
顺治十五年九月,顺治帝将在辽阳积庆山的“景祖”、“显祖”陵迁回兴京,与“原祖”、“兴祖”陵并称“四祖陵”。次年九月,称“四祖陵”为“永陵”,遣官告祭。
努尔哈赤把景、显二陵从兴京迁往东京,理由是便于祭祀。但是,这个便于祭祀,正反映出当时的满族将祖先骨灰“随身奉持”的遗风。清朝定鼎北京之后,不仅没有将努尔哈赤及皇太极之陵移葬北京,以便祭祀,却将景、显二祖之陵迁回兴京,虽然标榜的是“兴京皇陵风水,实系第一福地”,即主要考虑的是风水。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并不是看重兴京的表面风水,而是将二祖的回迁看成是稳定清朝根基的风水,正有汉人入土为安、叶落归根的深意。这个变化,恰恰是清朝的入主中原、女真—满人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其间仅三十多年的时间。
但是,无论是关外的永陵、福陵、昭陵,还是入关以后的第一陵孝陵,据记载都是钦天监的风水师们选择的陵址。这个事情在康熙四年的一次偶然事件中被揭示出来。
康熙初年,徽州府新安卫官生杨光先“叩阁”,呈送了自己的两篇文章,一篇名为《摘谬论》,另一篇为《选择议》,都是针对当时的钦天监监正、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前者指责汤若望制定历法之“十谬”,后者指摘汤若望为荣亲王选择安葬日期之误。“议政王”会议对杨、汤二人进行了鞠问,二人各言己是。由满族贵族组成的“议政王”会议的外行们自然无法判断杨、汤关于历法和堪舆在科学上的是是非非,只好以“历代旧法”为依据,说汤若望等人所进新历只管二百年,而大清江山应该是“历柞无疆”。于是,认定汤若望等人“事犯重大”,均拟极刑:
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挚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 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
但是,这一串姓名恰恰是当时清朝官方最著名的天文家和堪舆家,以及他们的“家传绝技”的继承人。而其中的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掣壶正杨弘量,更是兴京永陵、盛京福陵和昭陵,以及东陵第一陵孝陵的择址人,故得旨:
汤若望系掌印之官,于选择事情,不加详慎,辄尔准行,本当依拟处死。但念专司天文,选择非其所习,且效力多年,又复衰老,著免死。杜如预、杨弘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可见,无论关内、关外,清朝最早的一批陵寝,都是由钦天监的堪舆家们察看风水并选定陵址的。《清圣祖实录》又载:“康熙元年正月己丑,礼部等衙门遵旨会议:孝陵兴工动土,应遣武职大臣一员、内院大学士一员,礼部、工部堂官各一员,总管内务府官一员,科、道官各一员,率领钦天监看风水官同往详视。杜如预、杨弘量应该是这批风水官中的重要人物。
若干年后,乾隆皇帝由于没有留意到康熙初年己经将孝陵风水的堪舆师公布于众,遂在《御制文》中把孝陵风水的堪定说成是顺治皇帝亲自选定:
夫此山陵,乃我世祖行狩于田,亲临所相度也。雅颂所称,高山天作,险嵘青原,盖扶舆清淑之气,锤灵毓粹,用兆不基,以建万国声灵之极,以贻我子孙奕祺无疆之麻。非若前代陵寝,委之{1作、听之堪舆者。.
当然,并不排除顺治皇帝由于“行狩”而对孝陵一带的环境情有独钟,或者是在他的带同下,和堪舆家一样选定。而真正对陵址进行勘测、“点穴”、规划的,自然只能是堪舆家。而据梁份《帝陵图说》,这个孝陵实为明崇祯皇帝曾经选择的“吉壤”:崇祯皇帝继位后,营山陵,因天寿山没有合适的位置,故“有别营通比之议”,只是因为“国家多事”,不仅没有营造山陵,且死无葬身之地。而其所选“吉壤”遂为后来的清东陵。
顺治帝孝陵之后,太宗孝庄文皇后之昭东陵、康熙帝之景陵,雍正帝之泰陵、乾隆帝之裕陵、嘉庆帝之昌陵、道光帝之慕陵、咸丰帝之定陵、同治帝之惠陵、光绪帝之崇陵,以及皇后、殡妃之墓地,无不由礼部、工部会同钦天监,与精通堪舆风水之人共同选址、规划。礼部主要从礼制上把握,工部负责营建,而选择、测量、规划,大抵是听取钦天监“谙悉地理”之员即风水师的意见。
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因“云南底定、海宇荡平”,于二月十五日从北京启程,“躬诣”在“兴京”的永陵和在“盛京”的福陵、昭陵告祭。三月初四日,先诣福陵、昭陵行礼,后驻蹲盛京。初六、初七,分别往福陵、昭陵祭告。随后往兴京祭告永陵。在三月十三日给太皇太后和太后的呈中说:“臣初九日自盛京启行,十一日诣永陵告祭。环视地形,山回水绕,佳气郁葱,真是兴王基业也。兹因大典己毕,敬想祖宗开疆非易,臣至此甚难,故欲躬率诸王、贝勒、大臣、蒙古等,周行边境,亲加抚绥,兼以败猎讲武。”,
这是清朝定鼎中原后,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第一次往关外祭祀祖陵。同时也揭开了修缮祖陵的序幕,但大规模的修缮,却是在乾隆时期。乾隆元年正月,拜渴孝庄文皇后的昭西陵、顺治帝的孝陵、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和康熙帝的景陵之余,乾隆下了一道诏谕说:
联恭渴祖陵,敬瞻殿宇,规模崇整,妥信彼昭。唯是粮题丹镬,多阅年所,似应重加藻饰,以肃观瞻。但陵寝关系重大,宜详稽典制,敬谨酌议,方可举行。联思祖宗福柞绵长,万年垂裕,山陵庙貌,灵爽式凭,为子孙者,以时修葺,庶足以展孝思。如典制应行,则追远崇先,谊当均切,永陵、福陵、昭陵殿宇,并应一体修缮。著总理事务王大臣敬谨定议具奏。
根据这道诏谕.总理事务王大臣会议决定选择谙习地理之员缮修祖陵。乾隆帝批准了王大臣会议根据自己的意旨所拟的请求,开始对祖陵进行统一规划、统一修缮。而乾隆帝自己的陵寝,也早己开始选址。乾隆三年二月,议政内大臣兵部尚书果毅公i}亲疏请:“万年吉地事关重大,相度宜先,恭请命通晓风水之员,敬择吉壤。”公此后,嘉庆、道光、咸丰诸帝即位之始,也都派遣大臣会同精通堪舆之人,选择“万年吉地”,亚而这个规矩,也是乾隆时期明确的。咸丰帝不仅在即位不久即面谕定郡王载锉、工部右侍郎彭蕴章、内务府大臣基溥等相度“万年吉地”。并命精通地理之学的江西巡抚陆应谷延访江西绅民中“精晓堪舆者一二人,带同进京”,共同选址。
如果结合前文所说的雍正十三年十月有关禁止火葬、改用棺葬的诏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清朝丧葬制度的改革,始于乾隆即位之初。其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改火葬为棺葬,二是陵寝的选址规划均用堪舆。这就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给予早己在民间形成惯例的相宅相墓提供了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