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西南地区属鄂湘渝三省交界地区，这一地区在历史上存在过土葬、船棺葬、火葬、悬棺葬等多种埋葬方式。如今只有土葬、火葬两种埋葬方式留存，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的丧葬民俗活动，如道场法事、打花锣鼓、撒尔嗬等。

                         浏河公墓,浏家港陵塔,皇家陵园, 

1、土葬船棺葬

    如今的土家族是历史上的多个民族融合所形成的少数民族。《山海经·海内经》中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眸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活动在如今鄂湘渝黔一带的古代巴人是如今土家族的主源之一。从文献与考古材料来看，巴人多实行土葬船棺葬。文献中以巴国将军蔓子的土葬情况记录的最为丰富。明代文献中最早提及到了巴蔓子墓，在《蜀中名胜记》中就明确的提及到巴县有“巴军冢”、“巴子冢”;《明一统志》中记录了巴将军自刻之后“楚藏其头于荆门山之阳，巴国藏其身于清江县西北都亭。”清代同治年间的《恩施县志·古迹》中还详细记载了巴蔓子将军目的的情况“巴公墓，在城南二里，昔有巴国大栅王世葬于此，历年虽多，垒垒可辨。”除这些文献材料记录以外，还有考古发掘的战国时期巴人土葬墓穴，比如1954年在四川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县宝轮院发现了巴人的土坑船棺葬;1972年在四川涪陵小田溪发掘了三座战国时期的巴人土坑墓葬;1983年在建设施工时还发现了三具巴人船形棺。如今鄂西南地区盛行的土葬多为对古代巴人传统丧葬习俗的沿袭。

2、火葬

    清代雍正年“改土归流”以前火葬在土家族中流行。清代同治年间《来凤县志》中记载“从前土民有同姓为婚及停丧火化等恶习，自改设以后，士民劝勉，今皆草薄从忠。”在民间土老师(土家族巫师)的神歌中也有“人死，火烟上天”这种描写火葬的词。1973年湘西自治州考古队在少数民族地区还发掘出土了一个元代装有骨灰的瓷碗，骨灰的发现从事物上证明了改土归流以前这一地区曾经存在火葬习俗。除开文献材料与考古发掘证明以外，在如今土家族丧葬习俗中的“烧尸”中也可以感受到土家族人火葬的遗风。“烧尸”就是将亡者的生前用过的被褥、衣物、喜欢的书籍等等日用品，在亡者下葬之后进行焚烧。“烧尸”的重要意义是希望通过焚烧能够将这些物件带去阴间继续给亡者使用，这也能被看作是焚烧尸体的一种代替的做法。

3、悬棺葬

    鄂西南地区也有崖棺葬的丧葬习俗，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最集中的地方便是峡江地区和酉水流域。《华阳国志》中记载鄂西南地区“家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的丧葬现象，唐代张弩的《朝野金载》中记载“五溪蛮父母死，于村外搁尸，三年而葬……尽产为棺，于临江高山办肋凿皂以葬之。自山上悬索下枢，弥高以为至孝，即终身不复祭祀。”然而这一地区的崖棺葬的葬俗与巴人传统的土葬相去甚远。

    鄂西南地区在古代也是百蹼、讫佬、撩等多个民族杂居的地区，《华阳国志·巴志》中提到巴国有“其属有淮、寅、直、共、奴、攘、夷、蛋之蛮”。这些民族与巴人长时间混居，使得各民族习俗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崖棺葬的习俗很有可能是受这些民族影响形成。“百簇亦为淹没不彰，辗转流亡，或融合于楚，或与他族混居，流于湘西酉、沉、五溪之部，仅能保持崖棺墓葬。”而在《太平寰宇记》中又记载“僚、攘夷人死，以木函至置于洞中”，战国时期的百淮民族将悬棺葬等丧俗带到了鄂西南地区，并被当地人所接受，不仅如此明代田汝成的《炎檄纪闻·蛮夷篇》中:“犯撩，其种有五……硷死有棺而不葬，至于岩穴间，或临大河，不施蔽盖”，这些记载都说明了这一地区活动的讫佬、撩等民族也有悬棺葬的习惯。不仅古代有此葬俗，直到1963年都还发现了有人死后将亡者的棺木放置于洞穴之内的现象。如此我们便可以推鄂西南地区存在的崖棺葬，是土家族人先民们在百淮、讫佬、镣等其他民族的葬俗影响下逐渐形成的，如今民间也没有这特殊葬俗的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