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宗教，两千余年间宗派纷呈。佛教自东汉初年传入我国，历经近两千年的传播，在我国影响甚广，已经完全中国化。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都有深远影响。这两种宗教和儒家文化，儒释道三足鼎立，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丧葬习俗影响深远。就连外国的传教士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在数世纪过程中，一整套起源于儒教又杂揉其他不同宗教观点的风俗被建立了起来。出现在葬礼上的各种仪式成为各种宗教的交汇点。道教的道士在死者房间奏乐，佛教的和尚为他们念经”。伊斯兰教自7世纪传来我国，据现有文字记载，元初，开始在山东有所发展，主要为回民所信仰和传播，故俗称“回教”。伊斯兰教对于广大汉族民众影响相对较小。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科学的传入，基督教的传播，传统的佛教和道教日趋衰微。“民国以来，竭力破除迷信，驱逐僧道，或提其庙产以充学校经费，或将其地址改作乡学，以至民俗积习已去其半”。佛教衰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传入，科学的世界观逐渐影响着山东人，佛教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必然受到直接地冲击;其次，由于基督教对教徒的争夺，使信奉佛教的民众人数减少;第三，传统佛教经济基础正在加速崩溃。道教在近代的衰微更甚于佛教，道教在清代初年就失去了封建王朝的支持，从而失去了继续发展的政治经济条件，再加上其自身的封建性和保守性，道教在民国时期急剧衰落，并由上层转向民间发展。

    民国时期，随着传统佛教、道教的衰微，佛道二教对丧葬习俗的影响逐步减少了，“每七日哭奠，至七七而止，多惑于浮屠之说，为不经耳。昔有延请僧道伴坐、谈经行香者，近口此风已息”。

    一些有识之士对念经、超度等习俗提出了批评，“初丧指路(升屋疾呼，令其西去，谓之‘指路’)、送浆水(至庙中焚纸钱，弃水于地，谓之‘送浆水’。云死者为鬼使勾去，受诸苦楚，以此为之缓颊)、念经(谓死者罪孽多端，以此仟悔，冀免冥谴)诸说，惑于浮图之法，妄加父母以有罪之名，不孝之尤者也”。进而指出“夫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仁人孝子固当竭力，然徒崇耳目之观亦不足以为孝。君子诚知敬其亲，哀其死，必将讲求礼法以正习俗之非，以此为有识者劝”。倡导人们应当重视对父母的赡养，而不是在父母死后进行念经、超度。

    有人对超度、诵经的虚伪性和浪费钱财作了深入、科学的剖析，认为“至若超度、诵经等事，究属佛家宗教仪式，若为人体生理及个人信仰是可不必，若生不信佛，死后岂能庇之耶?且俗僧贫道，经文不识，句段不清，意义不明，字体不知，岂能默念成诵耶”。进而倡导人们应该摒弃这些迷信的做法，认为“孝子事亲，与其死而荣葬，不若生能养志。若超度等事，逞论属诸迷信，抑且耗费无益之金钱，愿有化风正俗之人为提倡诱导，则丧葬之礼其庶几乎!”

    还有人对宗教信仰提出了新的较为科学的解释，“至为初死者剃头、洗足、穿衣，生者环绕啼哭，释氏谓为不当，盖以人甫断气，知觉如在，骤然移动体躯或感触神经，必痛苦异常，不如大家共念佛号，静侯尸体已冷，知觉已失，再举行以上种种方为安谧。此非仅为宗教立言，实亦为人体生理说法”。这种说法从生理、医学角度对原有的习俗做出了新的解释，是比较科学和合理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随着传统宗教的衰微、新式教育的推行及科学知识的推广，传统的丧葬习俗中的佛道信用也随之发生着变化。首先是念经、超度等迷信仪式受到抵制，开始减少;其次，对宗教信用有了新的认识，反对平时不信仰，死后超度的“临时抱佛脚”的附会之举;再次，有识之士开始提倡简单、文明、理性的丧葬习俗，呼吁人们重视对亲人的生前奉养，反对死后诵经超度、厚丧隆葬、耗费无益之金钱。

    伊斯兰教在汉族民众中信仰较少，信仰者主要是回族群众，下面我们以济南地区的回民为例，简单了解一下回民的丧葬习俗。许万荣在《漫话济南回民》一文有这样的描写，“回族实行土葬，不用棺材，3口内出殡。出殡前，停放3口，男的请男阿旬，女的请师娘用清水洗净尸体，撒放卫生香料，用36尺白布包裹，由阿旬主持深埋地下，亡者头北脚南、安放妥当后以‘护门石’堵住洞口，最后用土填满，堆起北高南低鱼脊形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