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时期所编《南阳县志》卷七《祠祭》开篇写道:“孔子曰‘我战则克，祭则受福。今制，郡县皆置祠祀岂谓其神能福我哉?古者，德施于民及勤事定国能御灾患则祀之，乡先生没而祀于社，此故其功德在人，有不容泯没者也，况其德行文章嚼然无可警议者哉?若夫间巷匹夫一行之至感天地而泣鬼神其志有足多者矣，而其中又有不幸遭际祸变百死而不改节者，尤为难得也，今总辑行义祀祭年月分而录之，盖观其秩祀而忠孝之心可以油然生矣，凡祠祀之目曰名宦，乡贤，曰孝梯，曰忠义，而祀昭忠者附焉，曰节孝则贞孝节烈并详其姓氏。”相较于前章所引《康熙渐川县志》中对祭祀功能的论述，本段论述的主要改变在于突出了人的自我价值，肯定了个体殉道的意义，并且将忠、孝两种具体的道德行为置放于首要地位。官方祭祀礼乐活动不仅只是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被动施行，而是受到本地区官员重视，主动开展，并寄希望于其能解决现实中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的问题。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咸丰·渐川厅志》(渐川此时己由县升为厅)载:“武城严邑，言子为宰，必教以礼乐，其有关风化大矣。渐川，亦严疆也，当此礼明乐备之时，凡所以和上下格神人者守土官当与士民谨遵循无怠无忽，兹恭举朝贺祭祀诸大典著砖编万寿圣节。”这一时期，南阳地区祭祀活动一改前期简朴作风，政府在祭祀活动中投入巨大花费。根据《咸丰·渐川厅志》记载，当地每年的田赋总收入为八千一百零五两，遇润加一百二十余两，而一年中，祭祀活动中仅祭祀傣工役食的花费就达到一千一百六十八两，而文庙、庙、文昌三种祭祀活动每年则要花去一百二十两，这还不算修缮祭祀场所与其它祭祀活动的花费。由此可见清中后期南阳地方官员对于祭祀活动的重视。

    南阳地方政府对祭祀表演的重视还表现为，官方祭祀表演不仅较清初更为隆重，而且突破了当时中央的定制。渐川厅恢复的文庙祭祀礼乐活动，相比于国子监所载的祭祀礼乐活动不仅流程上更为完整，顺序上做了变更，而且要更为复杂。此种现象虽然与文庙祭祀在整个清朝的重要性不断提升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此时期南阳地区官员对借助祭孔仪式恢复社会秩序的迫切需要。相较国子监的祭祀表演，南阳地区的文庙祭祀表演不仅敬，而且地位更尊，这表现在南阳地区文庙祭祀表演流程更加复杂，所献祭品更为丰富。文庙复杂而超规格祭祀一方面可以见出当地官员对孔子地位的尊崇，对祭祀表演礼乐教化功能的信赖，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祭祀表演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各地情况有所改变、增损的，这种增损不能看作是对“礼”之表演定规格、划界限之精神的僧越，应该看作是各地因时、因势做出的权变。与此同时，原有仅停留在纸面上的文庙舞乐表演终于得到实施。而且乐舞表演的事实并非南阳一地之特有现象，而是同时出现在渐川厅、南阳府及南阳府下属的唐河县等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