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受现代“民族一国家”理念的影响，传统的村落仪式几乎与“封建迷信”画上等号。丧葬习俗在50年代后，遭受到政策的极力否定并被禁止，与仪式相关的夜歌文本受到损毁，从事丧葬仪式的民间信仰工作人员，包括礼生、师公、唱歌郎等受到打压，村落中的宗祠改造成粮仓或者村委会办公室之类公共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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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宗教政策进行了调整。1982年，国家宪法明确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1995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印发了《宗教政治学习纲要》，对宗教与封建迷信作了区分。与宗教相关的政策正常化之后，很多被视为“迷信”的民间信仰得以“正名”，以“传统”的面目出现，开始进入民众的口常生活之中。90年代末，很多传统文化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亮点，地方政府纷纷挖掘地区特色文化资源，在保护传统文化资源的同时，又将之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进行民族民俗旅游业开发。

    在改革开放后，丧葬作为一种“传统”在村落中悄然复兴。具体表现为:村落中宗祠的恢复原有的祭祀之用，与丧葬相关的从业人员重新活跃于乡间，制作花圈、纸钱、灵屋等用品的作坊逐渐增多。然而，丧葬仪式又有其特殊之处，它虽然是民间信仰民俗文化的一种，但是与其它民族民俗相异的地方是它关乎到死亡，是人们所忌讳的内容，具有庄严肃穆的格调氛围，这就决定了其不能作为一种展演形式的旅游进行开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丧葬仪式是不具备“经济效益”的村落文化。然而丧葬仪式不仅仅是具有宗教属性的仪式，而且是与村民生活相关的人生礼仪，是根植于村民记忆深处的文化符号。它所建构的文化权威仍然具备强大的历史惯性，依然是村民文化诉求的一个重要载体，在当下的村落中表现出极强的生命力。

    在此种社会语境下，一方面，丧葬不能转化为文化资源进行经济开发;另一方面是它依然作为民众文化诉求而存在的客观现实。因此，丧葬仪式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主体的传承问题，还有与行政治理的关系问题，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丧葬仪式变迁的主要张力。政府相应的做法是，村落风俗被纳入行政管理范围内。对于丧葬，国家行政部门制定了相关法律，其中有如下表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殡葬管理工作。”“积极地、有步骤地实行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这意味着现代行政权力对传统丧葬习俗的管理。在传承的主体一一村民层面，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农村村民大量外出务工，并随着村民生活条件的好转和经济的富裕，村民搬迁到城镇居住的现象屡见不鲜，自然村落中人烟稀少已成常态。丧葬仪式是一种集体行为，举行需要村民的协作，离不开乡邻、亲戚的帮助，而现今仪式举行的主体结构受到影响，村落人与人的关系今非昔比，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丧葬仪式的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