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妃子葬仪是清朝皇室葬仪的一部分。满洲人建国初葬俗尚简，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未时清太祖卒。十二日辰时，其后(后称大妃即多尔衰之母)被迫以身殉。《武皇帝实录》载称:大妃“与帝同枢，巳时移捺出宫，安盾于沈阳城北西北角”。就是说，死亡当日即行埋膺，可谓简单之至。到太宗崇德年间，皇室葬仪已初具轮廓。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八九《礼部·丧礼》载“妃丧仪”:崇德六年(1641年)九月十七日，关唯宫窟妃亮。王以下、佐领品级以上，固伦公主、亲王福晋以下、副都统夫人以上咸齐集。陈设彩仗(以下记奉移、初祭、周月祭、大祭、二周月祭、又行大祭等内容，以及太宗皇帝亲临祭祀等仪节，均从略)。
清朝人关，皇室葬仪深受明制影响。顺治初，定制，妃殡之丧，皆内务府掌行，临时请旨。[5]269‘说明当时仍未有定制。此后，妃子丧仪制度逐步完善，祭礼亦趋繁缚。主要有:奉移殡宫祭礼、初祭礼、大祭礼;大祭礼与初祭礼同;初祭、大祭次日举行绎祭。此外，还有周月、二周月、三周月、百日祭礼。期年、清明、中元、冬至、岁暮，乃至整个祭期每日晨夕皆有祭。金棺由殡宫奉移园寝，复行奉安礼等。祭品有金银锭、褚钱、画缎、褚帛、撰筵、羊、酒。乾隆四十年(1775年)，奏定皇贵妃以下五等丧[5]2708。标志丧葬仪注基本定型。
2，妃子葬仪带有满洲领主制残余。满洲早期蓄奴制发达，同时，社会中残存的血缘纽带仍有活力，故给领主与奴仆关系蒙上一层虚拟的血缘色彩。崇德七年(1642年)，多罗安平贝勒杜度死后月余，有房牌自隘死。法司议:“诚欲殉葬，当与贝勒同死，何至剪发日久乃隘?明系为福晋所逼，福晋应论死。”奏闻皇太极，仅命将福晋饿禁三昼夜。满洲旧俗:父母丧，子女剪发;夫丧，妻妾亦剪发、去耳环。意欲从殉者则否。房脾剪发正说明她无意殉死。而杜度福晋却逼其自绕而亡。由于蓄奴制的束缚，使属民与领主、小领主与大领主之间形成强韧的人身依附关系，形同主仆。大贝勒莽古尔泰死，依丧礼，除汗、诸贝勒、福晋、同姓宗室摘缨外，“本旗大臣以下，亦命摘缨，妇人皆穿孝”〔’〕。满洲礼服，帽顶以红缨为饰，遇丧事将红缨摘去，以表服丧之意。莽古尔泰死，汗、贝勒、宗室摘缨，是基于同族血缘的认同，而本旗臣属摘缨，妇人穿孝，却是慑于与旗主领属关系的羁束。《清太宗实录稿》卷一四载:“自崇德元年丙子四月登基议定会典诸王丧礼”，称:本主死，“其家下人，过周年，方许戴帽缨子”④，领主所属(包括属臣、自由民、奴仆)，为其服丧长达一年之久。明明是主仆关系，却被罩上一层家族血缘色彩，领主地位因此更为稳固。清朝人关后，这仍是满洲社会关系的一个特点。领主地位越高，剪发辫成服范围越大，人数越多。《清史稿》卷九二《礼十一》称:“世祖崩，圣祖截发辫成服。王、公、百官、公主、福晋以下，宗女、佐领、三等侍卫、命妇以上，男摘冠缨截发，女去妆饰剪发。圣祖母慈和皇太后伶佳氏，康熙二年(1653年)二月崩，圣祖截发成服，军民摘冠缨，命妇去妆饰二十七日。
旗下属人为领主剪发截辫礼俗，在密太妃丧葬仪注中有明文规定:妃宫内众姑娘、太监、妈妈哩，以及“分内一管领”下男妇，俱为亡妃戴孝剪发截辫。何为“分内一管领”?《钦定大清会典》卷七七《内务府十》载:内管领三十人，掌供大内之物役。宫中之事，率其属而听焉(皇后宫内差务，内管领等轮班承应;皇贵妃贵妃位下，内管领各二人;妃殡位下，内管领各一人)。笔者按，清内务府共设30个管领，承担宫中各项杂役。其中，皇贵妃贵妃名下，各有2管领男妇供其役使;妃名下，各有1管领男妇为其服侍。按清制，妃(包括太妃)亡，其管领下男妇必须为其戴孝剪发，凸显其对主人的严格人身依附，同时也反映满洲蓄奴制度在清宫事务中的影响。迄至清末，“则国丧唯内府旗人用剪发制。孝钦、德宗两丧并出，内府人民发皆再剪云。”慈禧太后、光绪帝连日而亡，故内务府旗人连续两次剪辫发服丧，同时说明剪辫发的范围较清初已大为缩小。
3.妃子葬仪带有等级制特征。清朝皇室后妃葬仪的基本规则，按死者身份地位分为:皇后大丧仪、
太妃丧仪、皇贵妃丧仪、贵妃丧仪、妃丧仪、殡丧仪、贵人丧仪、常在答应等丧仪。身份越低，仪礼越简。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妃与太妃，辈分不同而葬仪同。且自顺治以降，历朝妃(包括太妃②)葬仪，均沿用成例。乾隆《大清会典事例》卷四九五载“妃葬仪”:顺治十五年(1658年)悼妃卒，十八年(1661年)太宗贞妃卒，一应礼仪悉从妃例。康熙六年(1667年)，世祖烙妃卒、太宗康惠淑妃卒，一应礼仪，均与寿康太妃丧礼同。惜妃为汉人石氏，而康惠淑妃乃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郡王孔果尔女，于太祖诸妃中最高寿。康熙帝即位，尊其为皇曾祖母寿康太妃，芫于康熙四年(1665年)。论辈分，寿康太妃比咯妃足足高三辈，而清廷仍将惜妃葬仪比照寿康太妃例办理，足征在办理妃(太妃)葬仪时只注重身份一致，并不考虑辈分与出身背景。康熙九年(1670年)圣祖慧妃(博尔济锦氏)卒，二十八年(1699年)世祖靖妃(浩齐特博尔吉吉特氏)卒，一应礼仪，均与悟妃丧礼同。又说明，无论是汉人妃、满族人妃乃至于蒙古妃，葬仪前后相循，彼此少有区别。
清朝妃殡，出身或显赫或平常，或旗籍或蒙汉，所育子女或早疡或封爵，而一旦亮逝，葬仪均沿用成例。这样既避免了当事者彼此攀比，又减少了不必要的纠葛与矛盾。这应是满洲统治者自清初起，即在采撷明朝制度基础上，将宫廷礼仪(包括葬礼、朝会礼、婚礼、册封礼等)制度化、规范化、透明化的重要原因。
4.妃子葬仪带有多元文化色彩。其中又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汉满蒙藏多民族文化，二是儒道佛(汉地佛教与喇嘛教)等多重宗教与思想。其中，诸多仪节如殡硷、奉移、奉安时间，选定吉日良辰;死者亲属戴孝，祭祀摆设仪仗、桌张、奠酒，出殡异夫抬杠，焚烧纸裸，抛撒纸钱;祭祀包括初祭(头七)、大祭(大七)、绎祭;满月、满百日、满周年祭;每年清明、七月十五、冬至、年末祭。祭祀时集僧、道作道场，哮经超度亡灵等，皆满汉共有礼俗。其中一些礼俗，明显渗透佛、道教影响。佛教主张人死后七七四十九天内超度亡灵，每隔七天一次祭祀。满语称nadan waliyambi，俗称“做七”“过七”。满人接受此俗甚早。《满洲实录》卷三载:努尔哈赤妻纳喇氏卒，“太祖深为悼惜，将四脾殉之，宰牛马各一百，致祭。”“致祭”一词的满文写为nadan waliyaha o清朝皇室葬仪，最重初祭(头七)、大祭(大七)。
儒家文化对满洲葬仪有深刻影响。《礼记·昏义》记:“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①，足见丧葬之礼在古代礼制中的重要性。同样，葬仪也是满洲礼仪中表现最集中之处〔’〕。乾隆年间索宁安辑《满洲四礼集》，是满洲葬礼儒家化的集大成者，整个葬仪包括初易箫、小敛仪节、大硷仪节、男妇剪发、妇女除耳环、妇女放发、男子留发、供饭仪节、发引仪节、安葬仪节、上坟仪节、除服仪节、居丧杂仪、奔丧仪节、疡丧仪节、满洲服制、满棺制度等诸多内容。而妃子葬仪所受影响除体现在诸多仪节，还突出反映在对儒家文化核心—孝道的阐扬上。葬仪彰显对高辈分妃子(首先是太妃)的敬重，遇到这种场合，在沿用成例同时，多采取皇帝亲诣葬仪的形式以表隆重。从康、雍、乾三帝为例考察:圣祖亲诣葬仪3次(皇祖贵妃1次，皇考妃2次)，即皇祖鳃靖大贵妃博尔济吉特氏、皇考宁想妃董鄂氏、皇考淑惠妃博尔济吉特氏。世宗临朝时间最短，无亲诣妃(太妃)葬仪记录。高宗亲诣5次(皇祖贵妃1次、皇祖太妃2次、皇祖妃1次、皇考妃1次)，即皇考齐妃李氏、皇祖憋惠太妃皇贵妃伶佳氏、皇祖顺彭密太妃王氏、皇祖纯裕勤太妃陈氏、皇祖定妃万流哈氏。总体看，康、雍、乾诸帝亲自祭奠之对象，均是妃(太妃)中辈分高、年龄长者。而在清官修《清通典》中，关于皇帝亲临妃(太妃)丧仪，均使用用一术语:“皇帝亲诣，冠摘缨纬，奠酒行礼，余从妃礼”。
如前所述:太妃与妃，辈分不同而葬仪同;同样，皇贵太妃与皇贵妃葬仪亦如是。此即清官修《清通典》卷六二《礼·太妃丧》所称:“国朝定制，皇贵太妃丧仪与皇贵妃例同，唯未赠溢以前称皇贵太妃，赠溢以后照所谧称。皇贵妃恭遇皇帝临丧，于殡前正中，行一跪三拜礼，其仪注由内务府奏进。太贵妃与贵妃同，太妃与妃同。恭遇皇帝亲临，皆如皇贵太妃礼。”③之所以有如此规定，显然是在对皇贵太妃、太妃表示尊崇同时，又不致紊乱乃至颠倒贵妃(贵太妃)、妃(太妃)之间的等级秩序，从而反映出满洲统治者在倡导儒家孝道思想同时，又悟守皇家等级制度的良苦用心。
密太妃丧葬仪注中的满洲旧俗，主要体现在:子女、近亲及属下剪发辫;金棺前设红色引蟠(丹旎即引魂蟠);参与葬仪者男去冠缨、女摘耳环，除服后男缀冠缨，女佩耳环;祭祀时摆放仪鞍、鞭子、貂皮、悖悖桌，以及衣物、皮箱、镜架、脸盆架子(如死者系男性，则陈设朝珠帽子弓箭刀枪之类);父母丧，持服百日(汉人则为三年);服丧期间男子禁止幕发。顺治六年(1649年)，太宗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崩，梓宫奉安宫中，建丹旎门外右旁。建蟠为满人旧俗，溯其源头亦在人关前。
满洲习俗，男子将顶发四周边缘摧(剃)去寸余，而中间保留长发，分三络编成长辫一条垂在脑后，名曰辫子。这是满洲人发型，与汉人全部束发不同。清初满人家中，长辈去世，晚辈男摘冠缨女去发饰，并剪发辫，以寄托哀思。清朝入关，此俗被纳人皇家葬礼。《清史稿》卷九二:“顺治十八年，世祖崩，圣祖截发辫成服。此礼俗一直延续到清末。夏仁虎《旧京琐记》称:“满制:凡有君后、父母、主父母之丧，皆剪辫发寸许，其意或以为殉也。”剪辫发者为死者晚辈近亲或者奴仆。剪发长度，视亲疏关系而定。子为父母剪发，“以辫横度至口角剪之，孙为祖父母稍剪二三寸，妻为夫剪与肩齐，为公姑
为祖公姑稍剪二三寸”。遇父母丧或帝后国丧，又有男子雍发之禁，百日满方准摧发。亦是满洲旧俗。索宁安《慎终集》载:“留发不论服之轻重，遇有服即不剃，服除发随剃之，此旧制也。”⑤乾隆朝申明祖制:“禁百日内幕发，违者处斩”。此俗在朝野披靡近三百年，几与清朝统治相终始，不仅流行于满人社会，且为汉人等全体臣民所遵行。究其原因，除了清朝统治者的强制，与满汉人等深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儒家孝道思想的熏陶也是分不开的。
至于妃子葬仪中所见喇嘛哮经，超度亡灵;遮护金棺用西番字缎、陀罗被，祭祀用羊等，则反映蒙藏等文化影响。综上所述，妃子葬仪在文化上多源多流，彼此融通。与此同时，满洲皇室凭借其至高无上特权地位，又使摘冠缨、剪辫发、去妆饰、禁止幕发等满洲旧俗，成为各族人必须惜守的国俗。
最后要补充说明的一点，密太妃在汉人妃殡中虽相当尊显，却并不意味着清宫中满汉婚姻关系平等。一个基本事实是，满洲皇帝纳汉女现象自清初一直延续到晚清，但所纳汉女名分在妃(贵妃、太妃、妃)殡以下(包括贵人、常在)，皇后则为清一色旗籍女子(包括旗籍汉军和内务府汉姓女子)与蒙古贵族女子。这正是清朝统治者悟守“首崇满洲”原则在婚姻关系中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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