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生者的情感无处安放。当面对死亡，每个人更多地逃避死亡，不愿意面对死亡，对死亡充满着恐惧感。丧亲者悲伤的情感会在很长的时间段里，无处安放。这种情感如果得不到调整，容易让人无法进入正常的状态中去。中国现代社会是一个和平和医疗技术发达的时代，死亡较少进入到现实生活中，而当真正的面对死亡的时候，人们的悲伤和丧愉也会加倍，让人无法适应。古时人们通过丧葬仪式的过程，如长时间的守丧等，逐渐淡化悲伤。又有亲朋好友、邻里赶来帮忙，安慰丧亲者，给予丧亲者情感上的安慰，来降低悲伤的情绪，在人际间迎来往送的过程中，也具有转移悲伤情绪的作用同时，因为通过丧葬仪式，加强了亲友间的联系，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形成了人与人之间要遵守的伦理规范。
其三，快节奏的现代丧葬仪式失去了儒家丧葬礼仪中原本含有的教化功能。中国现代丧葬趋向于制度化、程序化，“从内部原因来讲，是由于传统丧葬习俗源于农业文明，而目前处于工业化的社会转型期，城市化进程使得传统丧葬习俗的实现出现了困难，传统丧礼被割裂和陌生化。当亲属去世时，很多人手足无措，如果不求助于专门的殡葬机构，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而殡葬服务流程化使得传统丧葬的教育功能流失，传统丧葬礼仪的缺失也使得儒家丧葬文化在传承中出现了断裂。”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及家族散居也造成了现代人在筹办丧礼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奈，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丧葬礼仪的断裂进程，使现代丧礼举办主体成为专门殡葬机构摆弄的木头人。于是，很多人在经历亲人死亡事件后，都会慨叹生存无意、生命空虚，显示出中国现代丧礼在人文精神塑造上的失误和缺位。
生活节奏的不同，引发了人们在家庭与公共之间如何做抉择的问题。“公共伦理学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凡是公共组织服务的对象、内容和具体领域，都会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公共伦理中也有涉及到是社会公共组织的职业道德。它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是职业要求和个人品德的有机统一。”而职业道德的遵守让一个人在面对亲人离别之际，可能不能见亲人最后一面，或许因为工作的原因匆匆解决亲人离世的事情，又进入到工作状态中去。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丧亲者在此情此景中如何自我安慰，如何压制自己心中的苦闷和悲伤。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职业道德与传统的家庭伦理是相悖的。
传统中国社会往往通过家族及家族间的团结加深人们的凝聚力，而丧礼仪式是加强家族间交流、教育和团结相邻朋友的一个重要方式。在举办丧葬礼仪的过程中，传统社会家庭伦理遵循和彰显的一个主要理念是孝道，人们坚信，孝道出于亲子感谢父母养育之恩的人之常情，体现了人类天伦之爱的至性至情。而这种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于丧葬礼的重视，进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公共伦理与传统家庭伦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人们走向了逐渐淡化传统的丧葬仪式和丧葬礼义的道路。趋向于职业道德的遵守，对于社会也许是一种贡献，也许是一种压力，人们本可以有一个释放心理压力和抚平悲伤的时机，却迫于遵守职业道德操守而不得不放弃。
父母子女之间互养，强调伦理层面上的“父慈子孝”，“父慈”成就“子孝”，“子孝”成就“父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丧葬礼仪既是终结，也是新的开始。为了符合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一切丧葬仪式简化。人们不仅仅失去了一个可以调节心态的时间，更是缺失了一次道德教育的机会。丧葬礼仪事实上更多的是丧葬伦理思想的传承，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是一个漫长而潜移默化的过程，而社会经济的发展让中国人的生活节奏整体加快速度，让原本漫长而复杂的丧葬仪式不能适应这种社会节奏，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但是中国长期的传统和文化底蕴却需要传承和发扬丧葬礼仪和丧葬礼义。我们常引用陆游的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如果能够亲身经历或者目睹一场丧葬仪式，将会是一次具体而生动的教育，可以激发起人们珍爱生命，孝顺父母，团结亲友，面对困难能迎难而上，更加积极向上生活的意识。因为，没有什么比死亡更为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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