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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村葬礼中的道义、地位及再造

来源:2021-07-21 08:19:09
    本文对于月影塘丧葬习俗的调查,将在更大的范围内联系对中国丧葬仪式的研究。在这方面,笔者将主要关注中国葬礼分析中常见的二分法:其一,对丧葬仪式中历史连续性的关注,及其变迁与传统的再造,特别是毛泽东时代改变或重新产生的行为;其二,强调葬的传统做法与主张加人外行术语的灵活变通者之间的对立,这种不一致主要体现在葬礼本身的程序及展演,是否最终要比某些特殊的观念或动机更加重要,对于服丧者而言,这些观念可能是葬礼的基础—尤其是在那些将葬礼看作活人身份象征的地方,主要强调葬礼是表达活人对死者的道德债务。
    在讨论这样一个更宏大的主题之前,需要首先谈一谈月影塘。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与农村土地包产到户之后,月影塘与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其经济、社会与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20世纪50年代早期到70年代末期,农业是经济的支柱,各家各户共同耕作。现在,月影塘大部分居民都利用了政府分给的土地,种植稻谷和蔬菜,但是家庭成员还要依赖打工或做小买卖补贴家用。如果单纯依靠种地,没有办法支付小孩上学、看病和建新房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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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乡村葬礼中的道义、地位及再造

    月影塘村的许多年轻人为了挣钱,都去了大城市,比如深圳与广州,这些城市距离村子几百英里,他们在城市里从事工人、厨师或司机等职业,挣到钱以后寄钱回家。其他村民在附近修筑公路或搞建筑,栽种蔬菜或养鱼,或者开一家小店。还有少数一些村民在县城的政府部门任职,或在村里办的小企业里做事,另外,村子里还有一位医生,一家专跑运输,以及一家专门制作宗教祭祀用的物品。
    随着经济的改革,政府对地方文化的控制逐渐松动。结果是人们在操办生命仪式与季节性礼仪时,开始不惜重金并煞费苦心,其中,葬礼最为典型。但是,我们若只把这些丧葬礼仪看作传统仪式的复制或复兴,又能够在多大的程度加以理解呢?有些分析人士认为这绝不仅仅是传统的复兴。他们认为由于只是有保留地恢复了旧的元素,传统仪式的原初意义已经失去。这种含义可以“回收利用”到新的组合中.
    当然,仪式绝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珍藏品。但是,正如我所希望表达的那样,月影塘的葬礼的确反映了中国悠久历史的幅度及主题。同时,这些历时久远的主题利用了当代鲜活的材料,包括新的阶层关系和变化的性别角色。还有社区成员的生活经历,不仅揭示当今时代的社区成员关系的本质,而且包括毛泽东时代与国民党时代(今后,下面在行文中将统一使用改革时代指称现在)。同样,如果把仪式最核心的部分仅仅看作传统的复兴或完全的发明,都会使复兴与发明之间的关系搞乱。甚至虚构传统tea也必须利用现有的文化素材,而传统的复兴必然成为正在推进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内涵的一部分。
    然而,本文试图说明尽管中国乡村葬礼有其延续性与变迁,却仍然存在一套内在的价值观和动机。本文借用他所使用过的词汇“包含”来说明丧葬仪式,杜蒙认为所有的文化体都包含多组二元对立的矛盾,但是,最终一定的价值观可以包含其它的价值观。他说:“每当一个概念获得重要性时,他就可以包含与它对立的概念。杜蒙使用了几个事例来加以说明,“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对亚当·斯密来说,商品包含服务,工作包含交换;对马克思来说,生产包含了消费,采用的正是这种方式。对杜蒙而言,这种包含也可以用于等级制度。服务虽然有别于商品,但它是商品的一种形式。一方面,消费与生产相对立,但在更广的范围内来看,却又可以把消费归人生产之中。同样,商品与生产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却是统一的一对概念。
    在月影塘村,道义债务的记忆就包含了动机与价值观。在葬礼中究竟采用中国传统的宗教仪式,还是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世俗仪式,前者是目前最流行的选择,后者是毛泽东时代唯一允许的选择;月影塘村的居民把葬礼视为这种道义债务的表达。本文认为,月影塘村民看重的是葬礼背后的动机,而不是葬礼本身的过程。这不是说葬礼过程毫不相关。村民经常会认为葬礼的“展示”得体的程序,需要由社区居民对身份的强烈渴望来推动,但是这种身份恰恰可以给送葬者带来好处,因为葬礼办得越精彩,就越能说明服丧者的孝道。服丧者不仅仅是在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而且是在记住那些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偿还的人情债。
    本文试图说明,道义债务可以包含中国人丧葬仪式的其它方面,即使按照其它标准来看它们往往是对立的。月影塘村民所说的“良心”或对内在化道德的记忆,已经包含在中国人葬礼的各个方面。
    接下来,本文将分别讨论晚近中华帝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时期,村民举办葬礼的方式,然后简单概括月影塘的丧葬仪式。笔者将这些葬礼与中国悠久的文化联系起来—中国人关注自己的社会地位、不忘道义又注重礼尚往来。在毛泽东时代与现今的改革年代,葬礼如何变化?月影塘村民目前接收的偏差有多大?笔者认为,村民内化的价值观,能够最终体现在他们对葬礼各个环节的理解上。
    本文写作的基础是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因此主要关注月影塘村民自身的地方实践。然而,如果不讨论汉族的葬礼仪式,就可能会忽视国家对丧葬仪式的影响。在毛泽东时代,国家试图剧烈地改变村民的仪式行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国家政权就想调解地方的仪式。尽管有学者认为帝国时期国家对民间仪式的控制程度,总体上不如毛泽东时代[4],但几千年的封建帝国一直在规定哪些才是可接受的仪式行为f}。民国政府也曾努力通过规定可接受仪式的程序,以及反对民间宗教圈,保持国家政权“在地方社区的存在”。
    在笔者检阅的历史与民族志资料中,必然要考虑党与国家的作用。尽管多年来国家对于仪式外在表现形式的转变起了作用,但是村民对于丧葬仪式的理解,所依赖的文化范畴却具有很大的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