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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民间,许多民族具有“阴间”观念,并且认为人死之后,灵魂会进入“阴间”,这种“阴间”的说法,其实是为人死后去往哪里的想象,并且为这个“阴间”划定范围和区域,关中、平原地区人们认为泰山下为“阴间地府”,泰山则为阴阳交界,巴蜀地区以鄂都为地府,视为“阴间”,民间有“七月半鬼开门”的说法,视为“鬼节”也称“中元节”,这天死者灵魂可被放回,其余时间是待在“阴间”,不能干预人间事务,所以对于这种特定的“阴间”区域的观念和划分,也可以看出人们想要摆脱死去灵魂的干扰。因此阴阳阻隔在表层意义上是对空间区域的划分,即“阴间”“阳间”区隔开来,各自属于各自的领域,在特定节日时间,比如清明、中元以及寒衣节,二者之间的阻隔便会重新打开,也可称为“阴阳沟通”。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分析灵魂信仰,认为是个体对自身和周围世界的一种错误的认识以及不成熟经验的产物,但这种经验一旦产生,就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虽经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一些错误的经验可以被改正,但是一些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灵魂信仰却依然枝繁叶茂,扎根在头脑之中,并成为传统文化中稳定组成成分。过去谈灵魂,必言泰勒,弗雷泽等,但是中国古代己有完备的魂魄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魂魄学说具有强烈的世俗特色,它和个体生命历程息息相关,由于我国的魂魄观念与鬼神崇拜、生死观密切相关,在各层级文化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上层文化中的以孝和道德伦理为核心的礼俗制度和在下层文化中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民间信仰形式。
《大汉和辞典》中对“魂魄”的解释为“魂”是有助于人的生长发育的阳气,它主宰精神;“魄”是有助于人生长发育的阴的气,主要负责主宰肉体、认为五官的机能好坏全靠“魄”的作用,以与精神、肉体,阴阳等相对应对立来对“魂”和“魄”进行阐释(白云飞,2013)。汉王充《论衡·论死》篇云:“鬼神,阴阳之名也。阴气逆物而归,故谓之鬼。阳气导物而生,故谓之神。”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提到:“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张子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愚谓以二气言,则鬼者阴之灵也,神者阳之灵也。以一气言,则至而伸者为神,反而归者为鬼,其实一物而己。”神为“魂气”,体魄死后称鬼,也是同实而异名,孔子从魂魄言鬼神,其实质就是魂魄。
古人一般认为魂魄是依附在人的形体上,可以主宰人的精神和肉体,其中魂作为阳气,构成人的思维。魄作为粗砺重浊的阴气,构成人的感觉形体。分析可得魂与魄可视为两个不同的存在,魂是一种阳性的神,附于人的气,主宰人的精神思维活动;魄是一种阴性的灵,附于人之形,主宰人的形体感官活动。这是一种魂魄对立的二元论,杜预注云:“魄,形也。阳,神气也。”孔颖达疏云:“人之生也,始变化为形,形之灵者名之曰魄也。既生魄矣,魄内自有阳气。气之神者,名之曰魂也,因此从气化的角度来看,鬼神与魂魄的内涵基本一致,魂魄可以说是鬼神之本。
朱熹认为“盖魂神而魄灵,魂气而魄精,魂阳而魄阴……死则魂游散而归于天,魄沦坠而归于地也”,其将《楚辞》国荡篇中的“魂魄”解释为“死者之神灵”,认为可以用阴阳对立之说来解释魂魄,即魂魄二元。其不仅用阴阳解释魂魄,他认为《礼记》(祭义)及《郊特牲》也说明了魂魄与祭祀的关系,皆以为人死后魂盛者升天而为“神”,魄盛者滞于地而为“鬼”。所以将“阴阳”“魂魄”“鬼神”三者为对应的关系,用阴阳解释魂魄,也可以用“阳”表示代表“魂”的神,也可以用“阴”表示代表“形魄”的鬼,所以阴一阳,魂一魄,鬼一神,可为—息。
中国丧亲者对逝者既有不舍得哀痛,又有对“鬼”的恐惧(郑志明,2010,因此在面对逝者时,有阴阳阻隔的倾向,但又会存在阴阳沟通的行为,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实现阴阳阻隔,重新开始新生活(李朝旭等,2ols},因此阴阳阻隔并不能被单一的定义为将限定着逝者存在的“阴间”与生者所存在的“阳间”区隔开来,更是对逝者的身份属性进行分离,阻隔的是“形魄”鬼的概念,而保留的是逝者的“魂”神的概念,对于失去亲人的生者来说,阴阳阻隔指的是不再受到逝者消极影响,逐步实现心理疗愈的一个状态,其中“阴”指的象征着是逝者“魄”“鬼”的消极一面,比如,逝者临终的惨状以及对逝者未了结的心愿,这些都属于逝者阴的属性,“阳”指的是象征逝者“神“魂”无害的一面,比如逝者的精神,这些都是属于积极阳性的方面。所以阴阳阻隔阻隔的是逝者的“魄”“鬼”消极的一面,而保留逝者的“神”“魂”积极的一面,最终完全脱离逝者离世带来的负面影响,到最后这些都是作用到生者的心理上,斯人己去,己成事实,生者尚在人间,因此不管是对“阴间”的想象还是对“形魄”的阻隔以及对“神魂”的保留,最终的目的还是为活着的人服务,是生者在心理上与逝者完成阴阳阻隔,趋避冲突得以解决,这是一种理想的状态,生者不再受到逝者离世的消极影响,直面死亡,从悲伤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