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在中国采集丧葬习俗的外籍学者是荷兰著名汉学家高延(J. J. M. deGroot，他于1877年、1886至1890年居留厦门，在福建东南部深入田间地头从事宗教考察工作，写成《中国宗教系统》一书，在此书中，他用了三卷的篇幅，对福建地区的丧葬仪式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且结合中国古籍对之进行分析，试图从丧葬仪式出发了解中国宗教的特点，从而把握中国文化的特征。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高延之后的葛兰言(Marcel Granet)对中国宗教有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主要分析中国古典文献，运用社会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宗教和礼俗，在其《古代中国的节庆与歌谣》一书中，强调中国古代节日与仪式的神圣性质，认为它们是社会公约的传统象征。20世纪中叶，人类学和民俗学学科发展迅速，然而因为局势和政治原因，1949年到80年代初，西方学者缺乏在大陆地区长期居留的条件，因此这段时间内鲜有相关中国大陆宗教仪式实地考察的研究成果。在此时期内，留美华人学者杨庆塑的著作《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引起了重大影响。该书通过“制度型宗教”和“弥散型宗教”的概念，分析了中国宗教的特点以及在民众社会生活中的实现方式，认为中国宗教高度整合在世俗社会生活中，它存在于中国的宗法制度和政治结构之中，有别于西方有独立宗教组织的特点。。)杨庆塑先生对中国宗教特点的分析，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宗教的“身份认同”问题，使得诸多中国民间信仰和仪式正式进入到海外研究的学科体系范围内，对中国宗教和仪式的研究具有深远影响。这段时间内，有关丧葬的田野研究集中在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此类成果首推武雅士  (  Arthur P. Wolf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与仪式》，该书缘起于1971年在美国加州举办的一次有关于中国宗教与仪式的会议，会议涉及的主题包括中国社会中的神、鬼、祖先崇拜，认为这三种崇拜代表了中国民众对社会的基本划分。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的《帝国的隐喻》以台北的民间宗教和信仰为案例，从更广义的层面阐述了神、鬼、祖先的象征意蕴，讨论了中国民间宗教对民众生活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存在于村落之间，亦存在于国家内部和外部之间。

    1985年，一场关于中国丧葬仪式问题的专门研究会议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与会代表展示了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丧葬仪式。这些复杂多样的中国丧葬仪式引起了他们的讨论一一为什么在中国统一的文化氛围中存在丧葬仪式的多样性。1988，汉学家华深(Watson, James)和罗友枝(Evelyn Rawski)合编论文集《近现代中国的丧葬仪式》。)，在《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一一基本形态、仪式秩序、动作的首要性》一文中，华深表达了对中国丧葬仪式的理解:“中国社会里有一套正确的、与人生周期相配合的仪式动作，其中，婚礼和丧礼是主要的生命周期仪式，普罗大众按着认可的仪式程序，投入文化整合的进程。”

    综上所述，海外学者对中国宗教仪式的研究直接的目是以此了解中国文化的特点，丧葬习俗或仪式是作为其论证的个例或者手段。他们将文献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在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切实的学术成果。他们采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实证主义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然而，他们的调查田野往往具有区域性，小范围的文化特征固然不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全貌。当然，认识上的偏差在也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社会语境的影响。至于具体的中国丧葬习俗或者仪式的学术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宗教的研究重心转向大陆而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