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地区的学校，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公元619年一一781年是敦煌的初、盛唐时期，这百余年中的学校主要由州学、州医学、道学、县学、义学这几种类型。在陷蕃时期，由于吐蕃统治者推崇佛教，原敦煌的一些官员出家做和尚，把知识文化带入了寺院，无处求学的世俗弟子便去寺院求学。于是取缔官私学后，寺学在众多有利条件下在这一时期兴盛起来，而这一时期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平民的子女都曾在这里学习，张议潮、唐文英就曾在这里学习过。到了归义军时期寺学仍然存在。不仅在敦煌有寺学，在中原因为寺院的环境幽静，藏书丰富等特点，也被很多学子认为这是学习宝地，颜真卿、李绅就曾在寺院学习过。而在寺院中学习的俗家子弟一般都自称为学郎、学士郎或学仕郎。并且“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教育，也是影响世俗民风的一个途径。”

                                 浏家港陵园,上海公墓

    敦煌祭悼文的众多写卷多数是抄写于陷蕃时期，而在吐蕃王朝崇佛的强大压力下，敦煌教授儒家经典的学校不见了，读书的儿童转到寺院接受童蒙教育。学郎每天在此学习，他们的日常学习中除了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之外，在闲暇之余常常习抄祭悼文。为什么会在上课闲暇之余习抄祭悼文?可从外因内因探析，首先，就外因来说，第一在敦煌寺学中其授课的教师团队主要由寺中多数是由有学问的僧人，也有少量的士人临时担任。这样一来学士郎所学到的知识，既有儒家文化又有佛家经典，也无论是俗家弟子或是出家弟子，都能够耳濡目染的接受两家的熏陶。这也就促进了儒释两家思想的融合接纳，用佛家的文化方式来教导接受儒家的思想文化。前文己经讲到过僧人是会参加佛教活动的，活动的内容丰富不仅是念诵佛经也有亡斋追福，而为人亡斋追福也恰好符合了儒家文化的“孝”之道，学郎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不得不受到影响，从而达到了教化作用。第二，在敦煌，有一种名为“社邑”的民间组织，这种民间结社有很多种，有以宣扬佛教为中心的结社，亦有以互助为主的结社，其中丧葬救助就是互助结社中的重要内容。而祭悼文是丧葬仪式中必须要用到的文体，作为被家中送来学习的学士郎来说，他们不仅是学习修身养性的知识，还要学习实用的文章，以求学成后在社邑中能够用到。其次，就内因来论，从心理层面来说在长时间的较高强度的学习之后，学习者的学习效率会逐渐下降并且伴有学习倦怠的倾向，这就是学习疲劳期。学士郎在上课休息之余，可以通过画画、杂写等等的活动，来使得自己的身心放松，在众多敦煌蒙书写卷中均能看见卷背的涂鸦、随笔书写、画小像等情况。就是在这样的内因外因的夹杂下，敦煌祭悼文写卷中多有学郎在闲暇之余习抄的祭悼文写卷。下文将通过对写本的书写习惯、书写的次序以及同卷内容连抄的关系，来探讨学郎习抄的具体情境。

    P.3783。写本状况:纸本，卷轴装，首残尾全，卷面保存完好正面有界栏。前半部有朱笔句读，后半部分则是墨笔句读。正面抄《论语卷第五》(尾题)，起“是吾忧”，讫“三嗅而作”。尾题后有“文德元年正月十三日敦煌郡学士张圆通书”。背面抄“仲夏”二字杂写，《乙酉年表弟苟子祭押衙哥哥文》，抄完又隔行重书祭文文首“维岁次乙酉年五月朔十四日表弟苟子谨以清”。由正面的题记可知，这是学士郎张圆通抄写的儒家经典也是他们的课堂学习内容《论语》，有句读能够看出是在课堂上学习朗诵时所作的标记，而背面的祭文抄写与其写的题记比起来笔迹处有相似之处，但书写起来更为随意，在习抄的过程中出现错字误字时将其圈出，并在旁写上正字，或直接在错字上修改。另外，在抄写一些比较复杂的字形时，如“龄”“瞥”“赐”等字时，时而偏旁部首分开时而笔画上不太规矩，有幼稚迹。

    BD02126(北图‘藏’026)。写本状况:纸本，卷轴装，首残尾全，卷面保存较完好，用有乌丝栏和无丝栏同宽度两纸拼接;两面抄写。正面小楷抄《沙弥戒及威仪法文》、《沙弥诵五德十数文》(拟题)，墨色浓，书法精美;背面抄祭文、名录、临扩文、习字、请宾头卢疏等，内容较杂，有倒书;《请宾头卢疏》与祭文均为同一内容分抄两处。《血书光启三年(887)僧善惠为姚大祥追福请宾头卢疏稿(一)》(倒书三行，墨色较淡)、僧名录(善惠、坚信等)、《回文诗》、《丁未(887)七月一日兄祭妹文(一)》、临扩文(倒书)、尼名录花德)(相妙、定忍、坚忍、能严、智惠、惠忍、德意、普满、菩提惠、福严、莲 《丁未七月一日兄祭妹文(二)》、习字抄写(静忍学习、《血书光启三年(887)僧善惠为姚大祥追福请宾头卢疏稿(二)》忍辱精等)、 (倒书)。这个写卷的正面《沙弥戒及威仪法文》《沙弥诵五德十数文》两篇受戒文，受戒是佛教为出家的僧尼或在家的教徒传授戒法的一种必要仪式。将受戒仪式依序记录下来，就形成了所谓的受戒文。它专门记载沙弥(尼)出家应受戒法仪轨及所必须遵守的生活规则。与其他相比此受戒文显得更通俗化，实用性更强。而在背面所抄写的是祭文、名录、临扩文、习字、请宾头卢疏等杂写。这个学郎在这个废弃的写本背后，像是在打草稿似的。在习抄万临扩文、祭文后，又对尼名录(相妙、定忍、坚忍、能严、智惠、惠忍、德意、普满、菩提惠、福严、莲花德)，习字(静忍学习、忍辱精等)，作为习字练习，这就像是在寺院学习的弟子，闲暇之余，想到哪儿写到哪儿的练笔之书。

    另外我们可以通过5.1441写本可以看出，其实祭悼文不仅是学郎僧人们所独有的习抄。试看，5.1441写本状况:纸本，卷轴装。首残尾全，双面书写，现存规格27. 9 X 945 cm。总体呈米黄色，保存情况良好。正面有乌丝界栏，墨色适中，书法精美，有朱笔句读，也有少许修改迹。《励忠节钞卷第一》(拟题)、《励忠节钞卷第二》(首题)。行文格式统一，天头地脚有小字，似为杂写。《励忠节钞》是唐代的流行读物，通过该书可以了解唐王朝通过文化知识和道德伦理教育，是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教育读本，使得唐代广大庶民阶层不仅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准。背面无界栏，首残尾全，字迹与正面不一。始处抄有一行杂写“杂录政教人事各部”，隔六页空白后倒书。可见，在敦煌人民的日常学习中，他们也会在闲暇时对祭悼文进行一两句的习抄。这也进一步的从侧面看出了，祭悼文这一文体在人们生活中的实用性以及对丧葬仪式的重视程度。无论从主持的僧徒还是学郎再到平民百姓，都渴望学习并掌握这种文体的书写格式、内容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在研读写卷时应当从写本的整体角度去研究，而非割裂看待其文本内容，只是对内容进行校勘、录文。好比祭悼文在写本因个人的书写习惯、抄写次序、讲述场合、装帧形式、保存数量等可以看出它在不同应用场景的传播。有的是为了文献保存而抄，有的是在仪式中作为底本而抄写，有的是便于记诵唱词而抄写的习抄本，还有的学郎是在课后闲暇之时为了习字、练习而抄。进一步地帮助我们了解敦煌祭悼文作为实用类文体，在敦煌地区的受众的广泛度，以及其具体而多样的应用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