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我们提到过侗族传统的生态制度知识理念，它们不仅包括至今仍然发挥效用的传统民间社会组织，而且还包括许多乡规民约条款等。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至于现今，这些传统的生态制度并没有消失，而是更好的以新的形式传承了旧的社会组织和制度规范，与政府村委会共同管理村寨事务，作为地方村寨权威力量，并在相当长的时间了继续发挥管理村寨维护侗族地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状态。

             浏家港陵塔,上海公墓,

    通过这些制度的效用我们可以看到，《侗款》和习惯法是侗族先民长期生活实践中总结和积累的经验，是被实践检验并成为的有效的规范准则，虽然不是在国家法律的背景下产生，己不再作为国家成文法律规定，但作为地方、国家法律法规进行互相补充和配合行使，依然在侗族民族地区存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其对水源、山林的严格规定，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惩罚规定很好的保证了生态恢复和更新的效果，它们存在于每一个居民的内心，任何人都自觉的遵守和爱护，因此社会效果才如此明显，为维护地区经济生产活动奠定了基础。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中就提及:“单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制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了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己先发生了”[49]。因此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要利用结合这些传统生态知识理念，建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公约政策，才能更好的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今解决社会问题中值得借鉴和发扬的一种方式。